我国最早的,是哪一部

2019-08-29 作者:中国史   |   浏览(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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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书,严密地说,就是广泛摘抄群籍,分门别类地编辑而成的工具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等,直到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这些书不仅可供旧时学人查阅各种资料,能起今天百科全书的作用,而且所摘录的古书多半已经亡佚,所以在现代更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可是,类书的起源在什么时候,是哪一部书,却还是文献学家争论未定的问题。一般认为,类书起源于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所敕编的《皇览》。《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初,帝好文学,以着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皇览,就是皇王省览的意思。后来唐太宗因为书籍太多,难于遍读,遂命萧德言等撰集《群书治安》,也是这种办法,只是体例有所不同。所以宋代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说:类事之书,始于《皇览》。可惜这部书早已亡佚,到了唐代,只存何承天、徐爱两家的抄本;宋代则连这两种抄本也都散失。后来虽有辑本,更是少得可怜。 正因为这部书早已亡佚,后人未能见到,所以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说:齐、梁间士大夫之俗,喜征事以为其学浅深之候,梁武帝与沈约征票事是也。类书之起,当在是时。将类书的起源推迟到六朝,这是第二种说法。 但在后来,又有将它推前到战国末期的,并且认为《吕氏春秋》才是类书所托始,其说起于清代汪中的《述学。补遗》。接着,辑佚名家马国翰又推广此意,以为类书之源,开于秦,衍于汉,从《吕氏春秋》直到《淮南子》和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记》、《新序》、《说苑》都是类书。(见《玉函山房文集》卷三)这是第三种说法。 这两种说法尤其是第三种说法自然要引起争议,并且得出另一种结论,最有代表性的是当代着名的文献学家张舜徽。他在《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五中既以国翰学殖浮浅,文尤庸劣,更以国翰此言,乃由乎不明古书体例而致谬戾耳。最后的结论是:类书之起,昉于明分部类,据物标目,盖必推《尔雅》为最先。又在《中国文献学》中说:谈到中国的类书,应该从《尔雅》算起。至于由最高统治者组织人力,编纂类书,以供自己阅览,那才是从魏文帝时的《皇览》开始的。这是第四种说法。 不过,对张舜徽的这个意见也有不同看法的。例如胡道静的《中国古代的类书》虽承认此说有其类书起源论的一部分道理,但不能视《尔雅》、《吕览》即为类书。只有刘叶秋的《类书简说》即上溯《尔雅》,并谓它的分门别类的体例,实开后代类书之先河。而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则只主张应从《皇览》开始,不杂他说。因此,类书到底应断自何 时何书,像古代辞书一类的《尔雅》和古代子书一类的《吕氏春秋》,是否也能够视为类书,或者说实开后代类书之先河,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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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这部书早已亡佚,后人未能见到,所以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衢本)卷十四说:“齐、梁间士大夫之俗,喜征事以为其学浅深之候,梁武帝与沈约征票事是也。类书之起,当在是时。”将类书的起源推迟到六朝,这是第二种说法。
  但在后来,又有将它推前到战国末期的,并且认为《吕氏春秋》才是类书所托始,其说起于清代汪中的《述学。补遗》。接着,辑佚名家马国翰又推广此意,以为“类书之源,开于秦,衍于汉”,从《吕氏春秋》直到《淮南子》和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记》、《新序》、《说苑》都是类书。(见《玉函山房文集》卷三)这是第三种说法。
  这两种说法尤其是第三种说法自然要引起争议,并且得出另一种结论,最有代表性的是当代著名的文献学家张舜徽。他在《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五中既以“国翰学殖浮浅,文尤庸劣”,更以“国翰此言,乃由乎不明古书体例而致谬戾耳”。最后的结论是:“类书之起,昉于明分部类,据物标目,盖必推《尔雅》为最先。”又在《中国文献学》中说:“谈到中国的类书,应该从《尔雅》算起。至于由最高统治者组织人力,编纂类书,以供自己阅览,那才是从魏文帝时的《皇览》开始的。”这是第四种说法。
  不过,对张舜徽的这个意见也有不同看法的。例如胡道静的《中国古代的类书》虽承认“此说有其‘类书起源论’的一部分道理”,但“不能视《尔雅》、《吕览》即为类书”。只有刘叶秋的《类书简说》即上溯《尔雅》,并谓“它的分门别类的体例,实开后代类书之先河”。而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则只主张应从《皇览》开始,不杂他说。因此,类书到底应断自何
  时何书,像古代辞书一类的《尔雅》和古代子书一类的《吕氏春秋》,是否也能够视为“类书”,或者说“实开后代类书之先河”,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钱剑夫)

类书,严密地说,就是广泛摘抄群籍,分门别类地编辑而成的工具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等,直到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这些书不仅可供旧时学人查阅各种资料,能起今天“百科全书”的作用,而且所摘录的古书多半已经亡佚,所以在现代更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可是,类书的起源在什么时候,是哪一部书,却还是文献学家争论未定的问题。一般认为,类书起源于三国时代魏文帝曹丕所敕编的《皇览》。《三国志。魏志。文帝纪》:“初,帝好文学,以着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皇览,就是”皇王省览“的意思。后来唐太宗因为书籍太多,难于遍读,遂命萧德言等撰集《群书治安》,也是这种办法,只是体例有所不同。所以宋代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说:”类事之书,始于《皇览》。“可惜这部书早已亡佚,到了唐代,只存何承天、徐爱两家的抄本;宋代则连这两种抄本也都散失。后来虽有辑本,更是少得可怜。

正因为这部书早已亡佚,后人未能见到,所以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四说:“齐、梁间士大夫之俗,喜征事以为其学浅深之候,梁武帝与沈约征票事是也。类书之起,当在是时。”将类书的起源推迟到六朝,这是第二种说法。

但在后来,又有将它推前到战国末期的,并且认为《吕氏春秋》才是类书所托始,其说起于清代汪中的《述学。补遗》。接着,辑佚名家马国翰又推广此意,以为“类书之源,开于秦,衍于汉”,从《吕氏春秋》直到《淮南子》和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记》、《新序》、《说苑》都是类书。(见《玉函山房文集》卷三)这是第三种说法。

这两种说法尤其是第三种说法自然要引起争议,并且得出另一种结论,最有代表性的是当代着名的文献学家张舜徽。他在《清人文集别录》卷十五中既以“国翰学殖浮浅,文尤庸劣”,更以“国翰此言,乃由乎不明古书体例而致谬戾耳”。最后的结论是:“类书之起,昉于明分部类,据物标目,盖必推《尔雅》为最先。”又在《中国文献学》中说:“谈到中国的类书,应该从《尔雅》算起。至于由最高统治者组织人力,编纂类书,以供自己阅览,那才是从魏文帝时的《皇览》开始的。”这是第四种说法。

不过,对张舜徽的这个意见也有不同看法的。例如胡道静的《中国古代的类书》虽承认“此说有其‘类书起源论’的一部分道理”,但“不能视《尔雅》、《吕览》即为类书”。只有刘叶秋的《类书简说》即上溯《尔雅》,并谓“它的分门别类的体例,实开后代类书之先河”。而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则只主张应从《皇览》开始,不杂他说。因此,类书到底应断自何

时何书,像古代辞书一类的《尔雅》和古代子书一类的《吕氏春秋》,是否也能够视为“类书”,或者说“实开后代类书之先河6”,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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