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中欧班列

2019-08-17 作者:中国史   |   浏览(60)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亚太研究中心教授高柏最新著作《中巴经济走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欧班列:国家建设与市场建设》在会上发布。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亚太研究中心高柏教授领衔的新书《中巴经济走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从国际关系、政治体制、财政制度、对外投资、经济地理、物流、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以及恐怖主义管控等侧面着重分析巴基斯坦的国内制度和体制的运作逻辑与中巴.中铁集装箱有限责任公司多式联运部总经理李翀宇提及中欧间一直有物流往来,然而耗时长且效率低,只有班列能够实现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国际联运。

近日, “从中欧班列到中巴经济走廊:‘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的全球化标杆”研讨会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北京总部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就“一带一路”建设中中欧班列与中巴经济走廊的成绩、意义以及建设风险等相关问题进行热烈、深入的探讨。

本网讯(实习生于宜冉)12月14日,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高柏做客珞珈讲坛第127讲,以“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向西开放”为题,阐述了“一带一路”战略的目标和意义、向西开放和中国热点问题。

近日,“从中欧班列到中巴经济走廊:‘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的全球化标杆”研讨会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北京总部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就“一带一路”建设中中欧班列与中巴经济走廊的成绩、意义以及建设风险等相关问题进行热烈、深入的探讨。(10月16日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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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培育中欧班列 有助于改善中欧贸易不平衡

校党委副书记黄泰岩为其颁发珞珈讲坛纪念证书。

“中欧班列”,一路播撒机遇与希望。近年来,随着大宗物资运输的减少,在中国铁路货运量一路下滑,铁路货运市场化道路还未畅通的情况下,铁路货运如何在保证自己运输优势的前提下,开拓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中国铁路一直在积极努力思考、探索。作为中国铁路货运改革的产物,中欧班列应运而生。以奔驰的列车和飘扬的丝绸为造型,融合铁路路徽、中国铁路英文缩写、快运班列英文字母等元素,以中国红、力量黑为主调的“中欧班列”列车车厢,标志着中国铁路正式启用“中欧班列”这一统一品牌。面对欧盟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贬值,欧洲步入的“区域分裂 社会分裂”双重分化,“中欧班列”成功开行则为欧洲的发展引来“活水”。“中欧班列”运输时间比海运缩短三分之二,比空运节省成本五分之四,比公路运输安全且绿色的特点,开辟了大陆贸易通道新模式。从刚开行时的十几天一趟到现在的累积开行超过5000列,从刚开始的满载出发空车驶回到现在的满载而归,“中欧班列”呈现爆发式增长,从刚开始的运输协调机制不畅到如今沿线各国争相与中国合作,这样的广受欢迎侧面反映出的不正是“中欧班列”对沿线经济的发展推动,对中欧贸易所起到的积极影响吗?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10月12日,全球化智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西南交通大学联合举办“从中欧班列到中巴经济走廊:‘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的全球化标杆”研讨会暨新书发布会。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亚太研究中心教授高柏最新著作《中巴经济走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欧班列:国家建设与市场建设》在会上发布。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CCG专家高柏表示,中欧班列开行使得中国地方政府成为进口欧洲货物的最大行动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欧洲对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高柏指出,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战略,有两个目标:其一,在全球层面建立陆权与海权之间的对冲,对冲是为了防止对自己不利的局面出现而两边下注,或者建立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制衡。其二,通过三个过程变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强国:即通过为“一带一路”中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确立中国在未来国际金融秩序中的地位;通过在“一带一路”项目与发展中大国建立紧密的多边合作机制,确立中国在未来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通过“一带一路”带来的对外投资,建立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全球生产链。

“中欧班列”,共享“一带一路”倡议成果。正如一句话说的“外国人通过铁路看中国”,中国高铁发展的速度让外国人叹为观止,中国的铁路建设实力也不容小觑。“中欧班列”辐射中亚、欧洲,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更多的“中国制造”通过跨境班列走出国门,像郑州、武汉、重庆等更多中国内地城市通过中欧班列,拓展境外网络布局,加强了欧洲国家的文化、产品的相互交流。丝路上的钢铁驼队将班列沿途上的所有亚欧大陆城市串联起来,实现了中欧之间的道路联通、物流畅通,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运输保障。在“一带一路”发展进一步构建亚欧大市场,力促亚欧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与繁荣的同时,“中欧班列”除了运送备受海外人民青睐物美价廉的高品质商品外,“中欧班列”送来的更是扩大当地就业市场、刺激消费水平,以班列为纽带增进了沿线各国人民的友谊。

CCG主任王辉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雷少华,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魏玉光,中铁集装箱有限责任公司多式联运部总经理李翀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助理童根兴等出席会议,并就一带一路建设中中欧班列与中巴经济走廊的成绩、意义以及建设风险等相关问题进行热烈、深入的探讨。CCG副主任王欣主持发布会。

从市场的角度来分析,必须要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才能使基础成本下降,才能有足够的市场参与者,才能变成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高柏教授赴波兰、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家考察中欧班列,通过欧洲之行他发现,中欧班列和中巴经济走廊带来的收益远远超出我们通过经济学方法计算得出的结论。

高柏说,“一带一路”战略的本质特征是地缘经济战略,是以合作共赢的观点看问题。中国向西开放,推动亚欧大陆经济整合,其最大的好处是引开美国重返亚太而带来的各种战略压力。他还分析了三个热点问题:跨太平洋关系协定、南海问题,以及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一双筷子轻轻被折断,十双筷子抱成团。发挥“抱团”作用,“中欧班列”主动牵起了沿线各国人民的双手,面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放缓,选择“抱团取暖”的方式,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实现了对挫折与困难的顺利跨越,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

从阿斯塔纳到北京,“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来,国际社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铁路和港口等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在多国落地,中国同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三万亿美元。如今,中欧班列和中巴经济走廊无疑成为了一带一路发展历程和成绩的见证,也给经济危机后低迷不振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发展动力。

中欧班列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的抓手,带来了贸易和投资。中欧班列回程的货源直接影响到运价,河南省郑州市就在全世界各大城市设立办事处,主要任务除了出口商品,就是为班列搜集回程货物。也正因为如此,欧洲人的意愿得到调动,进一步推动了欧亚大陆经济走廊的发展。

高柏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社会学、国际政治学和全球化、比较政治经济学、比较历史社会学。著有《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向西开放:亚欧大陆经济整合与中国的国际战略对冲》等,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影响,被学术界誉为“一带一路”战略思想内核最早提出者,中巴铁路建设、中国向西开放战略的倡导者和呼吁者。

“中欧班列”,一趟通往互利共赢的春天列车。“一带一路”、“中欧班列”都源自中国,但却也同属于世界。中国与欧洲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正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使双方日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正如古代丝绸之路从来就不是独唱或独奏,今天的“一带一路”是更大范围的大合唱,而“中欧班列”则是这条“路”上跳动的绝妙音符。

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亚太研究中心高柏教授领衔的新书《中巴经济走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从国际关系、政治体制、财政制度、对外投资、经济地理、物流、非政府组织、大众传媒以及恐怖主义管控等侧面着重分析巴基斯坦的国内制度和体制的运作逻辑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之间的关系。另一本著作《中欧班列:国家建设与市场建设》从国家建设与市场建设的关系出发,揭示了各地方政府在中欧班列发展初期提供大量补贴的原因。两本著作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西南交通大学中国高铁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合著。

高铁盘活中国整体经济 为中欧班列释放巨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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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习主席提出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的期望,这是一条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希望之路、阳光大道。“一带一路”的建设正在书写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篇章,参与的各方携手同行,以“中欧班列”为契机,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合作发掘更多动力。(张鹏)

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博士在致辞中表示,中欧班列和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项目,对一带一路的推动意义重大。“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四年来,从理念、愿景到落实都取得了宝贵的合作成果,得到了很多国家支持的声音,从中国倡议上升为全球共识。一带一路如今仍在不断探索和发展,如何更好地落地,如何更好地总结发展经验,还需要深入的研究。

“高铁完成了中国传统铁路从客运到货运的巨大转变,为中欧班列释放出了巨大发展空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雷少华谈到。

(摄影:张司飞 编辑:陈丽霞)

在发布环节,高柏教授回溯了这两本书当初的选题背景,并着重介绍了这两本书主要回答的问题。关于中巴经济走廊,高柏教授从实践经验和社会科学理论两方面探讨了经济发展对消除恐怖主义等不安全因素的影响。书中还验证了中巴经济走廊现有项目布局的合理性,同时也指出了需要迫切考虑和反思的问题,包括如何协调巴基斯坦国内由于分享中巴经济走廊经济的机会不均而产生的矛盾。他指出,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有责任也应有足够的底气提出一定要做到经济成果的共享,而不是被沿线国家的某一个社会阶层独占的原则,并作为考核具体一带一路项目的基本判断。

高铁的实际作用是完成了传统铁路从客运到货运的巨大转变,这意味着高铁把人数庞大的客运从传统铁路里解放了出来。高铁本身专注于运人,释放出来大量的传统铁路便可用作货运,这为中欧班列释放出了巨大发展空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于中欧班列,高柏教授表示,其价值远远超出用经济学方法的衡量。中欧班列通过运输出口产品和回程货物促进了欧洲解决对华贸易的不平衡,正因为如此才能调动欧洲人的意愿,进一步推动欧亚大陆经济走廊,因为他们能看到切切实实的好处和解决靠海运解决不了的问题。他认为中欧班列是十分典型的产业政策,只不过里面没有太高的附加值,但它是战略产业,因为如果没有班列,其他的贸易、投资,以及中国跟沿线国家的合作就没有抓手,从这一角度来讲,中欧班列的意义实际上非常重大。

建设高铁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只有强大的国家和政府才能够把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做起来。在建设高铁的过程中,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专业技术人才和高质量、高素质的建设者,这些建设者带着技术辐射整个社会,从而使中国经济活了起来。中国国内物流企业迅速发展带动了内需的增长,增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竞争力。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助理童根兴表示,社科文献出版社和高柏老师在高铁研究方面从2012年《高铁与中国二十一世纪大战略》一书开始就一直有合作。对于一个出版社而言,非常希望能有关注于重大经济社会问题、有学科背景的专著,所以也极力促成了这两本书的出版。童根兴先生在发布会上对这两本书的出版表示祝贺,并指出高教授以自身的社会学知识为背景,加之他的国际视野和历史维度对中欧班列和中巴经济走廊作出了更加系统和全面的研究,对智库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高铁盘活中国经济的同时为中欧班列释放出了巨大发展空间。如果把“一带一路”倡议比作是一串项链,那么,中欧班列和中巴经济走廊就是这串项链上的珍珠,而中国高铁为这颗珍珠增添了许多光泽。

在讨论环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雷少华指出,中欧班列对中国社会本身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首先,中欧班列完成了高铁从货运到客运的巨大转变。其次,中欧班列的成功运营不是一两家企业可以做到的,而是需要依靠强大的国家和高度的组织性。因此,国家的组织力和社会动员力很重要。最后,中欧班列以及高铁建设本身也为下一代培养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和高质量、高素质的建设者。他表示,中欧班列以及中国高铁背后的意义不是速度有多快、盒饭有多贵,而是在为货运释放能量,因为中国物流企业的迅速发展能够大大拉动内需。

雷少华以尼泊尔、匈牙利、希腊为例,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指出中欧班列和中巴经济走廊对于改善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积极影响,在这背后,中国高铁的功劳必不可少。雷少华教授还提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应该完善项目落地实施的整体框架和协调机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要构建利益共同体,只有推广中国发展模式才是中国国家软实力的真正强大。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沈原就高柏教授的新书做了点评。在他看来,此书不仅实证内容丰富,更采用经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传统经济学的问题,就国家是市场建设主体和国家为市场建设提供帮助两方面都做了新的发展,并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各自行为逻辑的相互作用做了经济社会学的解释。同时,通过运用经济社会学的视角,本书拓宽了对传统理性和利益概念的认识,将市场建设对政府的回报从经济回报拓宽至体制回报。他表示,这两本书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政府的行为和逻辑,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对产业政策的垄断解释。

“一带一路”倡议成果共享 经济走廊机会均沾

北京交通大学魏玉光教授在铁路的实际建设方面拥有丰厚的知识和经验。在他看来,运输是阻碍全球化的重要因素。就空运和海运而言,空运规模小且成本高,海运看似成本低,但由于时间长,受天气等影响波动大,从而海运的间接成本也很高。因此,铁路作为介于空运和海运之间,应当成为一个重要选择。此外,魏教授强调,中欧铁路建设始终需要全球化的支持,并且建设成果不应仅限于经济范围,而应该考虑建设带来社会结构多方位深层次的改变。

从阿斯塔纳到北京,“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年来,数十个国家和上百个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铁路和港口等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在多国落地,中国同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三万亿美元。如今,中欧班列和中巴经济走廊无疑成为了“一带一路”发展历程和成绩的见证,也给经济危机后低迷不振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发展动力。

中铁集装箱有限责任公司多式联运部总经理李翀宇提及中欧间一直有物流往来,然而耗时长且效率低,只有班列能够实现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国际联运。就班列数量的发展而言,第一年重庆开通班列时仅有17列,而到今年双向运行的已经超过5000列,今年单年即突破2000列,发展速度惊人。李翀宇赞扬了高柏新书对中欧班列发展的重要引导作用,并指出在发展班列时,铁路建设公司需要更好地定位自身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强调与国外政府的合作以及与国际铁路的衔接。

高柏肯定了中巴经济走廊的价值,同时总结了其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有益的经验。他认为,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经济成果共享,而不是被沿线国家的某一个社会阶层独占,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出于道义的要求。

“中国应该有责任,也应该有足够的底气和合法性提出这样的原则。”他说,“只有这样,它才会变成我们制定政策的标准,也会是考核‘一带一路’具体项目的基本判断标准。”(徐祥丽 赵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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