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九层之台

2019-08-16 作者:中国史   |   浏览(130)

在当前的教育和学术领域,创新被提升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却有人因此而忽略、漠视相关常识和基础。

发布时间:2014-09-22

对王明珂先生的第一印象,自然是来自他的著作。

内容提要:白寿彝先生是2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奠基者和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从理论成就和治学方法两个方面论述白寿彝先生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贡献。继承先生的学术传统,对于推动当代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关键词:白寿彝;民族史研究;理论方法中图分类号: 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0)03001408

根基;笺注;诗集;研究;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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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印象;人类学;学者;讲座


在当前的教育和学术领域,创新被提升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却有人因此而忽略、漠视相关常识和基础。先哲所云“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虽然时常挂在国人嘴边,但还是有许多人热衷于在臆想中建造空中楼阁,在虚幻中构建海市蜃楼。《韩偓诗集笺注》一书是对这类“怪现状”的强力反拨,它所呈现的价值取向、治学方式及精神高度给不同层面的读者以诸多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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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王明珂先生的第一印象,自然是来自他的著作。读书有时候就是缘分,像王汎森先生在大陆出的第一部论文集《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我在厦门晓风书屋差不多第一时间就购读了,当时大陆恐怕还没有太多读者关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这位学者——我自己大约是受罗志田先生的影响,较早注意到这部书,自然印象深刻。跟王明珂先生的书缘则不一样。依稀记得王先生的《华夏边缘》2006年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后(繁体字版1997年就面世了),就像飓风一般横扫大陆学术界,据说还引起某些老辈学者的质疑和不满,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书影响之大。可我自己并没有立即就读这本书——读书不喜跟风,因此接触《华夏边缘》迟了两年,但读过之后的震撼大概跟很多读者一样,毕竟它颠覆了我们之前对民族十分刻板的认识,“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里极具影响力的学者,白寿彝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在70余年的学术实践中,他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伊斯兰教史、中西交通史等许多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先生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贡献尤为突出,以其诸多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以其深邃的思想、富于创新的理论、科学的治学方法,给当代中国民族史学以深刻的影响。他是公认的2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奠基者和最有贡献的学者之一。白寿彝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但先生所开创的学术事业和他的学术成就是永存的。总结先生在民族史研究中的理论成就与治学方法,对于继承先生的学术传统,推动民族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独具创新的理论建树白寿彝先生重视民族史研究中的理论建设,他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特别是解放后的学术著述中,不断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创造,解决了中国民族史研究中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在民族史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先生85华诞时,著名学者刘先照、陈连开曾分别撰文对先生在民族史研究中的理论成就给予了较全面的论述[1]。笔者仅就先生最主要的理论贡献谈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1.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理论白寿彝先生提出和论证了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理论。他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的导论卷中开篇就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括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2](P1)多卷本《中国通史》贯穿了先生这一思想。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民族史是中国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认识对于今天的学术界来说,已属常识,但是在旧中国的史学界,远非如此。由于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和大汉族主义的影响,旧时代的学者们常常以汉族和汉族统治的王朝为正统,视少数民族为蛮夷或异族,从而忽视少数民族的历史或者干脆将其排斥在中国史之外。解放以后,我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对旧史学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逐步确立了民族平等的思想。白寿彝先生是较早进行破旧立新的学者,并且形成了自己完善的理论体系。白先生的这一理论包含以下几个层面。首先是强调各少数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对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早在1951年,先生在《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一文中就指出,国内少数民族除极少数的民族外,大体上都具有和汉族一样悠久的历史,甚至当汉族还没有正式形成的时期,西北的羌族,南方的苗蛮族,西南的庸、蜀、□、微等族就在历史上出现了。少数民族开发和建设了中原和边疆地区,也为创造中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反对封建压迫和在近现代革命斗争中,少数民族也同样坚强不屈,前赴后继,所以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全世无匹的悠久的历史,这是我们中华人民所应该引以骄傲的。这份骄傲,比单独地对汉族历史悠久的骄傲,是更有充足的理由的。[3](P20)到70年代以后,先生更是反复强调指出,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不仅包括现在存在着的民族,也同样包括过去同中国有关系的、已经消亡了的民族。其次,先生主张将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作为整个中国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把它视为历史分期的一个标准。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当然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内容,没有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进步,就不会有中国历史上的繁荣与发展。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先生对这一观点作了较多的阐述,他说,中国历史主要是封建社会史,封建社会的发展、民族关系的发展,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过程分不开。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发展的标志是民族杂居地区进入了封建化,在北方,北方民族大量南迁,与汉民族杂居进而汉化封建化;在南方,大量汉人的迁入促进了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杂居,也促进了杂居区的封建化。宋元时期,封建社会又进一步发展了,发展的标志是广大边境地区进入封建化,包含东北的大部分、蒙古地区、新疆地区、西藏、云南的大部分,有了这个变化和进步,我们才能说封建社会继续发展了。明清时期,民族地区的封建化程度加深了。因此,从历史上看,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汉族老大哥是带头的,但没有少数民族的发展,还是不行的。事实证明,每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总有少数民族的发展,总是有少数民族出了力量,作出贡献。[3](P56)基于这一认识,先生将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史分成四个时期,先生所主编《中国通史》贯彻了这一思想,从而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独树一帜,真正构建了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其三,是主张从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与评价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文化贡献以及汉化问题。先生从自己研究回族史的经历中提出一个例证,回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历史上回族却出了许多的学者、艺术家,他们的文化载体没有多少回回人的色彩,倒是充盈着儒家思想。他们在文化上所作的贡献,究竟算汉族文化,还是回族文化,从民族史的角度如何评价他们的文化成就,给予何种地位,许多学者,特别是民族学者对这一现象是持否定态度的,先生自己也曾怀有疑问。后来先生将这一问题放置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疑问就迎刃而解。他说,汉语、汉文是全国通行的一种语言文字,少数民族用这种语言、文字来反映自己的成果,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样应该是各少数民族的贡献,这些成就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应该站在更高的位置看问题,不必怀有狭隘的心理。他从这个问题引发开来,总结道:少数民族的某些工作,尽管表现不出自己民族的特点,但只要对各民族都有好处,就是对中华文化很好的贡献。[3](P62)

《韩偓诗集笺注》的作者齐涛先生受知于史学大师王仲荦先生,而王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入室弟子,以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卓然成为一代宗师。王先生另外的“研究方向”是唐宋文学,早年曾经执教于中央大学中文系,并有《西昆酬唱集注》传世。王仲老为齐先生选定的研究方向是晚唐文学,《韩偓与韩偓诗研究》本是齐先生的博士论文题目,对韩诗进行笺注自然成了研究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具有深厚史学底蕴的学者研究文学肯定有他自己的风格和门径,譬如在洋洋洒洒数万字的“前言”,对韩偓生平了若指掌,对相关大历史背景参详精当、认识精辟,两者融会贯通、如出一炉。对详实史料驾轻就熟,运用不枝不蔓、得体畅达。不像不具备高层次史学素养的人需要借鉴别人成果,而且由于“嫁接”不当,往往做出一锅夹生饭,甚或不伦不类。与此同时,书的主体笺证部分融文史为一体,最终落脚于文本,对文本解读透彻,又不局限于某个单一的层面。可谓既遵循着同类研究的当行本色,又兼容自己的学术背景,别是一家。

2014年9月20日上午,李文实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暨西北文史研究专题研讨会在我校召开。青海民族大学校长何峰、校党委副书记赵燕武、副校长索端智,知名学者蒲文成、谢佐等省内外专家学者、李文实先生学生代表、文学院全体教师、研究生及本科生代表参加了纪念会。会议由索端智主持。

2008年5月川西大地震的灾区,就是王明珂先生多次进入过的田野调查点,听闻这个消息后,他也尽己所能,参与灾后重建工作。他问自己:“一个从事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的学者能为社会做些什么?特别是在这样的大灾难之后,我们的知识除了‘学术贡献’外,到底还能贡献些什么?”再后来,中华书局出了《寻羌:羌乡田野杂记》,王先生的影响越出了一般意义的学术界。在我看来,这恰恰是王明珂先生跟大多数书斋型学者最大的不同,他的学问渗透着强烈的现实关怀。

“打通文史”需要极高境界,自然不易得。但是它所昭示的通才取向对多数人读书、求学乃至治学有着诸多启示,对当今教育、学术中的所关联的流弊更是一个警醒。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师多是通才而不是专家,健全的人也需要在某一领域内拥有一点通识而不可视野过窄。兼容文史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通才标准,在这个层面上,本书和他的作者为学术研究和国民教育提供了一个范本。

何峰在纪念会上致辞。他说,此次研讨会的目的在于缅怀先生在西北史地研究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激励广大师生积极践行“进德修业自强不息”的校训精神,促进西北文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他希望广大师生学习李文实先生的大师风范、自强不息精神、严谨治学精神和为人师表之道。

他在《寻羌》中真诚地说,在汶川见到硕士、博士论文中的研究主题——羌族时,“我觉得自己对人、社会、民族、历史等等的知识贫乏得可笑”,此后十年间几乎每年都要去羌族地区住上一两个月,这段寻羌之旅让他深切地感受到,“我从羌族那儿受到再教育”。在他心目中,学术毫无疑问必须跟社会现实相联系。而他每次出书,都毫不讳言希望能对社会有一点影响。就像他在新作《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的前言《为什么赤脚惯了踩在锐石上不知痛?》所说:“这本书除了提供学术界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指南’外,我更大的野心是期望它对社会有一般性影响:我希望它可以让一般读者从中得到一种观察、认识周遭世界的方法,让读者练就‘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藉以看透凡尘世界变幻万端的表相,认识表相下的真实本相。”

其次,由本书想到治学方法和对传统文化的评估。“笺证”属于传统的治学方法,以传统标准衡量,最能显见治学者的学识、功底,也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一种基本方法。然而却为许多自诩前卫的治学者所不屑,往往在没有明白它是何物的情况下就弃如敝履,而过于迷恋甚至迷信方法的革命,就好像武侠小说中对倚天剑屠龙刀的痴迷。殊不知一则在信息时代没有哪种方法是能够长期保鲜的,二则一个真正的绝世高手使用的常常是一柄普通的青钢剑甚至手中无剑。你如果企望超越传统文化,必须明白传统是什么,必须明白它道统精神的精髓和缺憾在何处,必须掌握它最为基础的治学方式,惟其如此,你才有资格谈超越。

李文实先生师从学术大师顾颉刚先生,继承了“古史辨”派的学术理路,围绕民族、宗教、民俗、语言等学科对于西北古代历史地理及羌藏文化展开研究。先生研究纵横捭阖、发微出新,学术视野开阔,研究方法丰富。其研究体现出经世致用的品格,体现出一种学术担当和家国情怀。先生正是以这种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的学术眼光,承担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这种学术取向对于我们今天的学者具有更重要的启示意义,它指导我们的学术研究要更迫近地服务于国家战略与地方建设。先生治学严谨,任教期间更是体现出献身教育、提携后进的名师风范。其师德高尚,感人至深,我们要继承先生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继承先生传道授业的师道人品,学习他“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师德风范,激励教育工作者更好地践行“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准则。

也许是出于这种扩大社会影响力的原因,加上机缘巧合,我有幸担任王先生两本书的编辑,一开始领导打算只做他的一本随笔集(即后来出版的《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但我觉得《华夏边缘》值得增订再版,便自告奋勇报了这个选题,但选题通过审核就过了大半年,好在他很有耐心,又很理解和体谅我们的难处,这都让我铭感不尽。

齐涛先生作为当代学者,他自然明晓“当代”的真正内涵。所以他没有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刻意装饰、肆意渲染,使之如七宝楼台,炫人双目。而时下某些人做学问或者做教育,动辄拾西方人牙慧视若珍宝,把自己的研究和实践装点得缤纷多彩,导引得许多人贯注于那个唬人的“椟”,却忽略了“椟”内是否有“珠”。《韩偓诗集笺注》使读者读得清爽而踏实,从最简捷的研究中获取最丰富的所知。民族文化即是通向民族心灵深处的通道,每个民族文化都有其视为根本的传统研读范式,而这就是叩开通道门扉的终极密码,我们的学子切不可以妄自丢弃。因为要读出中国精神,中国化的研读不可或缺。从这个角度,本书同样不失为一个范本。

纪念会之后,来自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及青海民族大学、青海师范大学的与会代表就“李文实学术生涯与西北文史研究”、“文学视角下的西北文史研究”、“语言学视角下的西北文史研究”三个单元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与论文交流。会议闭幕式上,以李文实先生名字命名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实奖励基金”也同时启动。

此后又陆续见过几次面,每次王先生都风尘仆仆,但不变的是他神采奕奕的样子,和蔼平易的笑容,以及镜片后面那双闪耀着智慧火花的眼睛。记得有一次他做东,我们俩在建国门地铁站附近的四川驻京办餐厅吃饭,那绝对是我北漂五六年间吃过的最美味的一次晚饭。当然印象更深的还是听他讲他的学术见解,比如大家经常看到的一张五十六个民族代表盛装合影的照片,照片上方左右两侧分别写着“团结”、“进步”,他问我为什么少数民族都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而汉族代表穿着西服。我自然答不上来。接下来王先生娓娓而谈,我只有点头叹服。大家都熟视无睹的一些现象,王先生总能敏锐地捕捉到,并给出极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无疑反映了学术“大牛”深刻的洞察力。

(作者系济南外国语学校特级教师)

21日,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师生代表及李文实先生部分学生前往先生故乡化隆县甘都镇进行了墓地祭扫活动。(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王先生很少到上海来,我上次见到他是两年前在上海交大的一个内部讲座上,讲座完毕他就匆匆搭乘飞机返台了。事有凑巧,这回差不多同一时间段王汎森先生在北大有一系列演讲活动,而王明珂先生在沪宁两地“串访”,犹如二王南北竞演,应属今年的一大文化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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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王明珂先生到上海一行,是应复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的邀请,参加一个学术工作坊的讨论。第二天在复旦有个讲座,可我因有其他安排无缘躬逢其盛,但完全可以想象座无虚席的场景。果然,据说讲座教室窗外都挤满了听众。两天后,王先生在华东师大闵行校区的讲座盛况空前,至少是我在那个场所见过听众最多的一次,同时大概也是听众学科跨度最大的一次,不仅包括文史哲,还有社会学、政治学等系的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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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东师大的这次讲座由许纪霖教授主持,他开玩笑说,自己之所以答应主持,是因为这样可以占个好位置,就坐在王教授身边听讲。他在介绍王明珂先生时说他是一位人类学家,王先生在许教授致辞后立马表示,自己并不是人类学家,尽管他跑过很多田野,做过很多考察。他之所以拒绝“人类学家”这个标签,我想并不是简单的出于谦虚,更是因为他不想被这个标签所“套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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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说到他学术研究上的一大特色。王先生的族群研究之所以给人造成“脑震荡”,原因就在于他破除了很多僵化的认知和刻板的学术方法。跟一些胸怀壮志、时刻不忘在著作中追求所谓典范的学者不同,王先生似乎并不那么在乎典范——我的意思是说,他不是为了追求典范而做学问,而是因为发现真真切切的问题,自然而然建立了让读者耳目一新、心神一震的典范。他在《华夏边缘》之后陆续有新作问世,且每部作品都给人启迪,最关键的就在于他时刻警省自己,“对自己的研究论述保持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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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人类学家”这个话题,王先生不接受这个头衔,恐怕跟他的田野经验也有很大的关系。他在哈佛大学受过系统的社会人类学训练,根据那个学术传统,他应该找一个最好是与世隔绝的,从经济生产、社会组织到宗教信仰皆自成体系的村落,这样最有利于进行民族志和民族史的研究与书写。然而,在最偏远的一个羌族山沟村寨的经历,让他“从典范人类学之梦中惊醒过来”,根源只在于他看到天花板上贴的台湾青春偶像林志颖的大幅海报。他应该不止一次说过:“人类学家经常有意忽略‘土著’家中墙角边的可口可乐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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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王先生在讲座中也坦诚自剖。他在田野中拍摄过一张照片:画面主体是羌人用石头建造的房子,左下角有一根与“土著社会”格格不入的电线杆。很多次他看到这张照片时,都有裁掉电线杆的冲动。为什么田野调查时学者往往会忽略林志颖的海报、可口可乐瓶?为什么会有裁掉照片上电线杆的冲动?因为这些东西及其象征不符合我们的知识理性。王先生在讲座中问:为什么我们看到教授子弟拉小提琴时觉得很自然,看到普通工人弹钢琴就觉得别扭?原因很简单——源于我们自身根深蒂固的偏见,更可怕的是,这种偏见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觉察,反倒觉得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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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也许可以说说“解构”和“反思”,在我看来这是王先生学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在华东师大的座谈会上,有一位老师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您解构了少数民族关于族群认同的认知,那又怎么样?王先生的回答是,他完全不满足于“解构”,自己追求的是“反思”。他说,解构的对象是他人,解构别人的族群认同,解构他族的历史和信仰,只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如果停留于解构的层面,那肯定是非常危险且不负责任的。而反思呢,针对和要求的是我们自己,反思我们的知识理性,反思我们的认知偏见。他在即将推出简体字版的《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中自问:“为何我认为自己得到的结论是正确的?为何我的分析逻辑合理?以及更重要的,为何我认为由此产生的知识有助于促进社会之和谐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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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不止一次提及一位羌族老人让他深感震撼的谈话。那个老头讲了很多以前村寨之间的暴力,对上游人群的恐惧,而现在成了少数民族,不再相互歧视,不再“一截骂一截”。他说过去的打打杀杀,是因为当地人以前没知识,不晓得自己和上下游的村民是同一个民族。这次在宾馆采访,王先生又说起这个情景。这简单的一番话,让他感到“寒毛直竖”,而且他认为,这是所有带“解构”倾向的学者都应深切反思的。谈到这里时,王先生神情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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