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经典地位与现代价值,莫不静好

2019-08-16 作者:中国史   |   浏览(181)

从《诗经》选诗经周初到春秋中叶约5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诗经》无疑经过了历代多次编集的不断积累才最终成书,但孔子很可能是《诗经》最后的编定、校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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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诗经》中的婚恋诗历来是人们广为传诵摘要的,这不仅仅体现其真挚的表达方式和自然的艺术魅力,更因为它反映出周代婚俗与现代人们心中所向往的爱情境界。本文尝试从《诗经》婚恋诗的内容体现出来的周代姻恋爱现象这一角度,分析了《诗经》中婚恋诗的类别、具体表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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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无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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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

演讲人:张中宇

《诗经》是诗集,是乐歌,是中国文学的起点,是后世文学创作的源泉,具有深厚丰富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诗经》韵律和谐,优美质朴,内容丰富多彩,其中婚恋诗占有一定的比例。朱熹在《诗集传》中写道:“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1] 情者也。” 男女言情,在《诗经》中占了三分之一。婚恋诗是《诗经》中内容最多、最有价值的部分,正如郑振铎先生所言: “在全部《诗经》中,恋歌可说是最晶莹的圆珠圭壁……

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其地域,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江、汉、汝水一带外,均产生于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大雅》、《小雅》之分,众说不同,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演讲地点:重庆师范大学

1.《诗经》简介

 [2]他们的光彩竟照得全部的《诗经》都金碧辉煌,光彩眩目起来。” 《诗经》中有许多反映了周代婚恋情况及成婚礼俗的作品,这些作品记录下了中国古代人民或美好或痛苦的婚恋生活,对于今天我们研究当时社会人们的爱情生活、婚姻制度、社会问题等,都有极大的历史价值。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演讲时间:2016年5月

《诗经》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是笙诗,仅有诗题,有声无词。

  《诗经》中的婚恋诗类别

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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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收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到前6世纪)大约五百年多年间的诗歌作品。

<诗经>中表现男女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约有50余篇,根据内容的不同,又可分为爱情诗、婚嫁诗和弃妇诗三类:

《史记·孔子世家》说,诗原来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选,成为后世所见的三百余篇的定本。这一记载遭到普遍的怀疑。一则先秦文献所引用的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以前还有三千多首诗,照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则在《论语》中,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要之,《诗经》的编定,当在孔子出生以前,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只是孔子确实也对《诗经》下过很大功夫。《论语》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记》的文字,也说了同样的意思。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这些,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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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倡导学经,《诗》列为五经之一,《诗三百》上升为《诗经》,地位显尊。

(1)爱情诗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

《诗经》之《七月》

2.《诗经》的来源

即描写恋人之间互相爱慕、欢会、思念、烦恼的诗作。由于周代礼教初设,古风犹存,男女婚恋禁忌少,所以‘诗经》中的爱情诗显得特别自由活泼,生动地再现了男女相爱相恋的世俗生活,内容丰富多彩。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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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经》的来源,历来有“采诗说”,“献诗说”,“删诗说”,“乐歌”。

(2)婚嫁诗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诗经》之《鸿雁》

“采诗说”,最广泛的说法。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里有记载说:“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食货志》也记载:“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献於天子。"唐代白居易曾写过一首“采诗官”的诗。

婚嫁诗又可分为三类:一是描写结婚仪式与结婚情景,表达对结婚者的祝愿与礼赞:二是表达在婚嫁后的欢乐、幸福等情感;三是写女子嫁后对亲人的思念。描写结婚的场面或对新娘的赞美。如‘卫风·硕人’、‘鄢风·君子偕老'、‘周南·桃天》等。这是赞美和祝福新嫁娘的诗,不但赞美她的美丽,而且隐含着多生子嗣的祝愿。还有的是描写男女主人公喜悦的心情或夫妻间的和谐幸福。如《唐风·绸缪》,《雅·车翠》及《郑风·女日鸡鸣》。《郑风·女日鸡鸣》描写了一对夫妻之间美好和乐的生活。此诗以温情脉脉的对话,写出这对夫妻互相警戒,互相尊重,互相体贴的感情,并相期以白头偕老的愿望.


●从《诗经》选诗经周初到春秋中叶约500年的时间跨度来看,《诗经》无疑经过了历代多次编集的不断积累才最终成书,但孔子很可能是《诗经》最后的编定、校定者。

“献诗说”,在《国语》,《诗经》,《左传》等先秦典籍里有记载,周代公卿列士献诗以称颂或讽谏,献诗的目的在于“补察其政”。

(3)弃妇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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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诗人们对历史进步的高度敏感,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西周和东周共延续近800年的基业。

“删诗说”,最早出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里说,《诗》原先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选,称为后世所见的三百余篇。不过这一说法历来遭到学者质疑,认为孔子对“诗”做过“乐正”的工作,甚至也可能对“诗”的内容和文字有些编辑整理。但说《诗经》由孔子删选而成,则不可信。

早期的(诗经》中描写初恋的爱情诗,其风格简明而朴素,大都描写男女从爱慕一直到幽会以及互赠信物的故事。这时的感情是纯洁的,充满幻想的,甚至是无拘无束的,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制度的自由以及人们朴素的爱情观。当然,古代的婚恋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比如在婚姻道德等方面),直接产生的流弊就是大量弃妇诗的出现。《卫风·氓》堪称此类诗歌的代表作。《氓》以一个普通妇女的口吻叙述自己从恋爱、结婚到被弃的过程。全篇叙事和抒情相结合,巧妙地将事件过程和弃妇的思想情感融为一体,在女主人公悔恨地叙述自己恋爱、结婚和婚后被虐、被弃的遭遇中,表现出刚强自爱、果断坚决的性格。


●“风雅”即《诗经》中风诗、雅诗融入广阔社会、民间,并提升其文化内涵的现实主义传统。“风雅”成为唐代诗人的主要标准,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都在他们的诗篇或诗论中,推崇源自《诗经》的“风雅”“比兴”。

“乐歌”,各地区的民间歌谣,和周王朝乐官报春下来的宗教和燕飨中的乐歌。

从婚恋诗看周代的婚恋风俗

《诗经》的编订问题

3.《诗经》的流传

1 自由恋爱的习俗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最早提出“孔子删诗”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孔子做了两项与《诗三百》编订相关的关键工作。第一项是“去其重”,即在3000余篇诗中,去除重复,校订错讹,编成了一个文献意义上的“善本”。第二项是“取可施于礼义”,即进行选择,也就是说,《诗三百》是以儒家理想作为编辑标准进而形成的新的“精选本”,与孔子所依据的此前的各种文本,具有根本的不同。司马迁显然认定《诗三百》是孔子依据流传的大量文献重新“编定”,而非仅进行文献整理。东汉班固、王充,唐代陆德明,宋代欧阳修、程颢、王应麟,元代马端临,明代顾炎武等,均沿袭司马迁说。司马迁、班固、王充等,都是时间距孔子最近的汉代著名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可以依据更多、更可靠的调查和取证,来做出史学或诗学的理性判断。

先秦时期,《论语》和《孟子》里有提到和引用《诗经》的章节,荀子尊“诗”为经。

周代青年男女以乐歌相语,自由恋爱求偶的风气在《诗经》中随处可见。最为经典的 [3] 例子当推《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 姑娘对爱情的追求是何等的自由,何等的大胆,何等的狂放,何等的不受拘束!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恋爱中的人可以自由约会。但是也有不少作品也表现出了周代男女对不能自主婚姻的抗争。为何诗经时代的婚恋是自由,甚至是开放的呢?这是因为周代统治阶级为了繁衍人口,增加劳动力,用行政手段强制青年男女及时结合,这就使得当时青年男女的恋爱择偶处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中。青年男女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意中人,尤其在社会的中下层更司如此。由此可见,这是一个较为开放又较为本能原始的情爱观,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代,这无疑是一个进步的过程。

学术界一般认为唐代孔颖达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其中最早对司马迁“删诗说”表示怀疑,认为先秦典籍中,所引《诗三百》以外“逸诗”数量相当有限,由此推测当时不可能存有3000余篇诗供孔子删选。南宋郑樵、朱熹也不相信“孔子删诗”。但这些“有限的怀疑”,并没有动摇时间更早的司马迁以来的基本判断。转折点在清代,朱彝尊、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等均否定孔子“删诗”说。由于否定者众,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论题的方向,也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现当代学者。这里需要指出,清代对“删诗”说人多势众的否定,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在清朝文字狱的重压之下,学者无不噤若寒蝉,唯有回头翻检古籍,寻求发展空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据的模糊,这就为疑古思潮留下了巨大空间。但章太炎、郭沫若、郑振铎均坚定支持孔子“删诗”说。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指出:“如无一个删选编定的有力的人出来,则《诗经》中的诗决难完整地流传至汉。这有力的删选编定者是谁呢?当然以是‘孔子’的一说,为最可靠,因为如非孔子,则决无吸取大多数的传习者以传诵这一种编定本的《诗经》的威权。”郑振铎这一段论述很值得注意,因为怀疑、否定孔子“删诗”说的一个显著缺陷,就是无法找到孔子以外可以编定《诗经》的人,《诗经》的编定于是成为“无主公案”,这正是疑古主义必然要走向的陷阱。和近、现代学者大多沿袭清代学者的疑古思潮不同,当代学者显然更为自信,对传统文化则更多尊重和接受,支持删诗说的学者更多。初步统计,近40年数十位学者发表的专题论文,近四分之三支持孔子“删诗”说,且这些论文多发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哲》等重要期刊上,反对“删诗”说的论文基本上不见于重要专业期刊。从2012年到2015年共四年间,支持孔子“删诗”说的专题论文15篇,反对孔子“删诗”说的论文仅1篇。这个比例是很有说服力的,表明支持孔子“删诗”不断有新材料、新证据发现,而反对孔子“删诗”说很难发现新材料、新证据,只是在概念上重复一些质疑。近四分之三的巨大比例,意味着有必要反思清代以来的相关结论。

两汉时期,有四家诗之说:齐,鲁,韩,毛。齐人辕固传《齐诗》(亡于魏),鲁人申培公传《鲁诗》(亡于西晋),燕人韩婴传《韩诗》(亡于宋),又毛亨、毛苌传《毛诗》(流传至今)。

2 投赠的习俗

尤其是,司马迁“删诗”说描述了一个关键史实:从孔子逾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距离真相最近的400余年间,包括战国时期墨、道、法诸家,当时社会均对儒家编定《诗三百》无异议,否则司马迁及班固、王充等,不可能不从历史的角度记载相关争议。“判案”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谁距离“现场”更近,谁的证据就更可靠。在《诗经》编定这一个争议中,距离“现场”最近的,无疑是墨子、司马迁、班固等,司马迁、班固还是公认的“良史”。表示怀疑的唐代的孔颖达,距离“现场”已经超过1000年,距离司马迁也有700余年,更不用说清代学者距离“现场”已经超过2000年。当代否定“删诗”说的学者多引《左传》中的“季札观乐”这条材料,来说明在孔子年幼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规模差不多的《诗经》选本。可是,汉代专治史学的司马迁、班固,不可能不精研《左传》,像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为何不采用这条材料?撇开这条材料的真伪不说,它无论如何也无法证明在孔子年幼时存在一个可以称之为“诗三百”的选本:这条约700字的“观乐”材料,连“诗”这个字都没有出现!正是考虑到司马迁、班固治史学的严肃性,以及他们更接近相关事实等因素,“删诗”说不宜轻易否定。当然,在孔子“删诗”之前,还经过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相关的阶段性“整理”,孔子应该是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进行最终的编定、校定。即《诗经》的编纂,还是一个融合了群体智慧的综合性工作。

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集汉学之大成,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诗经》中的爱情诗有大量投赠之句。《女日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 [4] 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子,杂佩以报之”。在《木瓜》中说得更为明白:“投 [澳门金沙手机版登入,5] 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在男女集会相互歌咏舞蹈的人群中,女子向事先瞄准的心爱的男子投果,如果那男子向她投自己身上佩带的玉佩,就是对女子求爱表示同意。可见,相互投赠是青年男女交换定情信物。

《诗经》的思想与艺术价值

宋代,疑古思变是宋学的特征,南宋朱熹《诗集传》,简明扼要,笼盖元明。

投果,古时就是祷神除邪气,即辟邪的行为,以后成为求婚的习俗。《召南摽有梅》如: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按其诗意,摽,即投掷的意思。投果是指女子向男子投的行为,所投的果子也是女子访问男子时赠送的礼物。闻一多先生释 “摽” “抛、为掷”,认为此诗也反映了盛行于当时的“女之求士,以梅为贽”的赠遗之风。作为妇女赠送礼物具有与投果的习俗相同的起源,由此而礼仪化了。

《诗经》的思想艺术价值有多高?据统计,出自《诗经》原文和《诗经》诗句经过简化形成的成语就有150条以上,平均每2首诗就有1条成语,留下了许多今天仍然鲜活的语言形式及其承载的文化意绪。例如《周南·关雎》的“窈窕淑女”“求之不得”“辗转反侧”,《邶风·击鼓》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王风·采葛》的“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等。这些富有活力和凝聚深厚文化内涵,同时也相当程度凝聚着民族品格且十分精辟的成语,至今仍丰富、充实中华文化的血脉和语言库。这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仅有的,即便《全唐诗》或精选本《唐诗三百首》,也无法超越这样的典范水平。

清代,经学复兴,如姚际恒《诗经通论》对毛,朱之说都有批判。还有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和魏源的《诗古微》亦有不少创见。

3 结婚礼仪习俗

第一,《诗经》对当时社会政治、征战徭役、经济活动都有细致、深入的描绘,具有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学价值。

现代《诗经学》,闻一多《诗经新义》和《诗经通义》,高亨的《诗经今注》,陈子展的《诗经直解》等。

《诗经》中有好些诗歌反映了婚姻方面的“六礼“之制,据《仪礼·士昏礼》规定, [6] 《卫风·氓》男女婚姻必须遵守六礼,纳采、即: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种礼俗在一诗中得到充分表现:诗中第一章的“子无良媒”,就是姑娘提醒小伙子找个媒人来女方家提亲,或谓“说媒”即“纳采”。第二章的“尔卜尔筮”为“纳采”的第二个重要环节,即由媒人向女方家庭往述男家求婚之意,问明待嫁之女的年岁生肖后,再找一个占卜算卦的巫士来合婚,看看男女双方的婚姻是否相配,以此来决定他们能否结合。“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则反映的是当时盛行的“亲迎之礼”,即男子必须亲至女家以礼相迎,故曰: “亲迎”,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娶亲”。在周代,婚姻“六礼”之制如此完备,并在当时得到较为普遍的遵守,这表明,周代社会已基本进入一夫一妻制的专偶婚状态。《周南·桃夭》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句子,明显是女子出嫁到男家。其《邶风·击鼓》“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无疑是一种与现代极为接近的专一爱情观。

《诗经》对贤能的执政者表达了深厚的爱戴,例如《召南·甘棠》,诗中说那一株郁郁葱葱的甘棠树,是贤臣召公当年面向百姓公开处理政务和休息的地方,要永远保护好,不能损毁,由此可以推测西周早期政治风气及其与人民的亲近联系。不过《诗经》也有不少诗篇在总结教训、警醒执政者,像《大雅·抑》指出“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大雅·荡》指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还有不少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恶行和对残酷压榨、贪腐的痛恨,这一类诗篇如《鄘风·相鼠》讥讽“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魏风·伐檀》批判“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魏风·硕鼠》控诉“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誓言“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周人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对丑恶的严厉批判,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这一个时代延续近800年的基业。《诗经》的征役诗,尽管其中不少诗篇描写长年在外,为王征战,不能奉养父母,不能安居乐业,内心痛苦忧伤,但一旦国家遭遇外敌入侵,则同仇敌忾,义无反顾,如《小雅·采薇》描写“岂敢定居,一月三捷”,《秦风·无衣》犹如军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4.《诗经》的分类

4 贺婚的习俗

《豳风·七月》是《诗经》的标志性诗篇,它描写周人终年劳作、艰辛度日的境遇,几乎反映了那一个时代农业生产的全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从秋收天凉写起,严冬的酷寒,衣食的贫乏,作者对劳动者的同情以及人道主义精神,都跃然纸上。“同我妇子,馌彼南亩”“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一年的劳作、艰辛,当时的农业耕作、粮食品种,劳动间歇难得的聚会,对未来的期盼,写得栩栩如生,因而今天还能看到约3000年前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图景。对这首诗的学术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新进展。这里略举一例。《豳风·七月》最后一段开头写道“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汉代毛亨注:“凌阴,冰室也。”历来都认为,这是描写劳动者在冬季凿冰,然后放入冰窖,以供夏天取用。这个理解有合理性,但也偏于狭隘。豳是周部落迁居之地,周代始祖后稷的曾孙公刘,带领周部族从今陕西武功北迁至豳,其地大致在今陕西彬县至甘肃庆阳一带。后来古公亶父又带领周部落从豳南迁到陕西宝鸡东北岐山下的“周原”,周部落从此发展壮大为西部强大的诸侯国。有一位当代学者李子伟正好在甘肃庆阳长大、工作,其地正是商周时代的“北豳”地区,那里至今还存有公刘的享庙。这位学者详细考察了甘肃庆阳的历史地理环境,指出这是早在商周甚至更为久远的时期,就是中国最缺淡水的地方,河里流的水是咸的,既不能饮用,也不能浇地。到了冬天,河里结冰,冰是从咸水中析出的淡水,因为只有纯度较高的淡水才能结冰。结冰的时候,当地人就要到河里去“凿冰”,至今如此。这些冰一部分直接挑到地里,春暖之后融化浇地,另一部分放入“凌阴”。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二之日凿冰冲冲”,为何“三之日纳于凌阴”。因为周历二月的“凿冰”,很可能大多挑到地里,优先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三之日”才把更多的冰存储起来。豳人的冰窖是有限的,不至于需要两个月才能存满;但他们在当时的土地却是广阔的,这才需要辛苦劳作数月“凿冰”。这样就对历时两月的大规模“凿冰”的目的做了更全面的阐释。这一类文学地理学、历史学研究,以调查、实证,拓展了文学的视野,文学研究也打开了新的空间。

“诗”最初都是乐歌,只是由于古乐失传,后人无法了解风、雅、颂各自在音乐上的特色了。

贺婚诗是指在婚礼上由宾客唱出的、表达美好祝愿的诗歌。《诗经》中有很多的贺婚诗,有以新郎口吻所写的《有女同车》、以新娘口吻所写的《著》等,在内容上又有赞扬婚姻/婚礼本身的、祝福夫妻生活美好的、以及祝多子的。《关雎》是一篇歌颂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结合的贺婚诗。它是赞扬婚姻合乎礼仪、夫妻般配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说的是淑女配君子,合乎身份礼节。。荇菜是用于家族宗庙祭祀的植物,是由家族中的女性采集置办的。祭祀祖先在我国古人心目中十分神圣,因此要求负责采集的女性有德行、有礼仪,要像诗中所说的“窈窕淑女”这般,才配为君子的家族“参差荇菜,左右采之”,这样的女子便是“君子好逑”,值得“琴瑟友之”。

第二,周人多姿多彩的情爱婚恋,以及乐观、坚韧的品质,树立了重要的社会典范。

风-15国风

5 政治婚姻

《诗经》里和婚恋题材有关的诗篇,约占三分之一,是数量最多的。如果说“生存”和“延续”,是人类及文学艺术两大永恒主题的话,那么,《诗经》中以“延续”为主题的婚恋题材诗篇,则以它的丰富与厚重,展示了2500多年前周人的风采。《周南·关雎》是《诗经》第一篇,描写“君子”“淑女”的恋爱经历。从诗中“君子”的含义及贵重器物“钟鼓”等来看,《周南·关雎》显然不是奴隶或普通平民的恋歌,其中的主人公显然是商周时代高级贵族和位高权重的统治者。这首诗的典范意义在于,它描写了平等、自由恋爱模式。须知在商周时期,不少部落还流行群婚或野蛮的抢婚,像《周易》的卦辞、爻辞等文献还记载了这些与历史进步相悖的现象,“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表现了抢婚制度的残酷性。但《周南·关雎》是彬彬有礼的“君子”与“淑女”的恋爱,即便位高权重的“君子”,“求之不得”也只能“辗转反侧”。婚恋方式的转变,是历史进步的一个缩影。文学以它的选择和方式表现了时代的进步。

关于“风”,古人有些说法如下:

周代婚姻注重门第,讲究门当户对。这在《诗经》中有所反映,如《卫风·硕人》在赞美庄姜时,首先从这个齐国公主的身世写起,说她是“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这些都说明她的世系身价与卫侯“门当户对”。还有如《大雅·大明》: “挚仲氏任 ,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就涉及了文王父王季与母任氏的婚事和文王的婚事。周文王的婚事是统治这之间的政治联姻,他的妻子是大国的子女,是殷王的妹妹因而文王的婚礼更是具有上层社会聘娶婚的典型特色。

周人的婚恋诗大多坦率直露,自由奔放。例如《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王风·采葛》:“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郑风·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卫风·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卫风·木瓜》还描写了当时的婚恋习俗:“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应该是后来华夏各地“抛绣球”习俗的原始版本,就地取材,以“木瓜”“木桃”“木李”为“绣球”,男士则以各种玉为信物。这仍然是周人自由恋爱的一种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周人的婚恋也有挫折,但是却没有像《孔雀东南飞》那样极端的悲剧描写。例如《卫风·氓》,描写一个女子被无辜“休”回娘家,她的经历和刘兰芝类似,可这位周代女子并没有选择“举身赴清池”,而是毅然与负心人、与过去告别,选择从头开始,其风格“哀而不伤”。究其原因,周代女子所受礼教束缚应该相对较少,自由度和选择空间也更大一些,所以他们的情爱诗篇洋溢更多的欢乐,几乎不见极端决绝的诗篇。

(天子)命大师陈诗,以观风俗。--《礼记.王制》

总而言之,《诗经》中的婚恋诗为我们记录下了中国古代人们或美好或痛苦的婚恋生活, 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风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这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的诗意美感,

这里谈谈《邶风·击鼓》:“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其中“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今天广为流传。但却有不少人误以为它是“战争诗”,例如网络上或一些注本随处可见“本诗描写兵士久戍不得回家的心情,表达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诗从出征南行写起,再写了战后未归的痛苦,又写了战士之间执手相约,一直到最后发出强烈的控诉”。但南宋朱熹在《诗集传》里指出:“从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为室家之时,期以死生契阔,不相忘弃,又相与执手,而期以偕老也。”朱熹说得很清楚,这首诗写的是“从役者念其室家”,“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当初成婚时的誓言,是夫妻的“牵手”,不是“战士之间执手相约”,因此这是一篇周代军人的情爱诗。这里再进行一些考察。先说“偕老”一词,查《诗经》里一共出现4处,其他3处分别见于《卫风·氓》:“及尔偕老,老使我怨。”“及尔偕老”跟“与子偕老”是相同的表达方式;《鄘风·君子偕老》:“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郑风·女曰鸡鸣》:“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女曰鸡鸣》的“与子偕老”与《击鼓》全相同。首先要指出,这4首出现“偕老”的诗均在邶、鄘、卫、郑地区,相当于今河南东北部、河北南部这样一个很集中的地区,在其他地方没有发现使用“偕老”,说明它的地区性很强,是当地的一个习惯用语。其次,《卫风·氓》《鄘风·君子偕老》《郑风·女曰鸡鸣》都是没有争议的情爱诗篇,表明“偕老”一词仅用于夫妻之间,根本不用于战友之间。由此推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不能例外,只能是爱情的强烈表达。其实,《邶风·击鼓》里“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就指出了在外战士想念家人的强烈感情。“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则表达天各一方(“阔”是分离的意思)、无法履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诺言。如果写的是“战士之间执手相约”,以上用词、诗句都无法解释,因为战友就在眼前,何来分离?这些误读、误传,应予更正。这里还要做一点补充,《邶风·击鼓》诗句整齐,音韵优美。按照北京大学古汉语专家王力考证,“阔”“说”上古同属“月”部,同韵;“手”“老”上古同属“幽”部,同韵。正因为如此,“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才以它的忠贞、优美,精炼、警辟,穿越近3000年时间,在今天仍然广为流传。

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

比 起我们现代婚恋作品充斥着低俗的肉欲,

除了以上数量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个方面,《诗经》里还有史诗、祭祖祭神的颂歌、哲理诗、宴饮诗等。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分别是后稷、公刘、公亶父、文王、武王的传,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生民》描写周人始祖后稷诞生、成长及带领周部落进入农耕时代的故事。颇有意味的是,周人只知道后稷的母亲是姜嫄,却无法知道后稷的父亲是谁,只是描写姜嫄从神庙祈求得到了后稷。在它的神秘面纱背后,具有极为真实的民俗色彩,同时也是中国进入父系氏族关键转折点的文学写照,其价值无与伦比。《周颂·天作》歌唱太王、文王带领周人建设岐山下的家园,要他们“子孙保之”。《小雅·鹤鸣》的主题有不同解说,其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蕴含的意义,后来被荀子借用:“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显然也蕴含深沉。由此来看,《鹤鸣》更突出的,或许是哲理的追寻。《小雅·鹿鸣》虽是宴饮诗,表达的却是“乐至友,求贤才”的主题,这个主题后来被曹操在著名的《短歌行》中借用,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感叹之后,表现曹操求贤若渴以实现“天下归心”的理想。丰富的题材拓展了《诗经》的宽度、广度,多维展示了它的选择与倾向的进步性。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毛诗序》

总不免让人产生无尽的追恋和精神的归依感。

《诗经》的典范意义与影响

风,指各诸侯国的土风民谣,大部分是民歌,小部分是贵族作品。

在当 今日趋庸常的生活里保持一颗不死的诗心是非常有必要的。

《诗经》虽然到汉代才被正式确立为“经”,其实它发挥经典的影响,却可以上溯到汉代以前。《诗经》的典范意义与现代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雅-小雅74篇,大雅31篇

 参考文献:

首先,是内涵层面的典范意义。《诗经》表现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社会生活面貌,内涵极为丰富。周代诗人们对历史进步的高度敏感,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对丑恶的严厉批判,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西周和东周共延续近800年的基业。两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开创了许多重要典范,为历代推崇和沿用。《诗经》的征役诗既表达了周人爱好和平、反对穷兵黩武的强烈愿望,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同仇敌忾、保卫和平的坚强决心,同样具有极强的典范意义。《诗经》表现人民四季劳作、期盼和贫困,显示两周时代诗人关注民生、关注底层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诗经》中的婚恋题材诗篇,表现了合乎历史进步潮流的新典范,展现了周人的活泼、开放、大胆追求,以及经受挫折的坚韧,也对历代社会基本单元的构建、和谐,产生了深远影响。《诗经》的流传不衰及其经典地位表明,诗歌从来都不只是聚散悲欢的个人抒写,同时也是时代风貌的深情展示,甚至是时代进步的重要推力。

“雅”是产生于西周“王畿”地区的乐歌,当时把王畿之乐看做是正声雅乐,是朝廷正乐,意为标准语音和正统音乐。雅分大雅和小雅。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

【1】朱熹.诗序辨说[M].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1987.

其次,是诗歌艺术的启迪。《诗经》开创了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正是由于对社会、民生的强烈关注与深情且精心的抒写,数千年来,诗歌赢得了社会和读者的推崇及巨大声誉。《诗经》艺术探索还有两个方面极为宝贵。其一是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使《诗经》避免了单一的平铺直叙而更为丰富多彩,具有极强的表现力、穿透力。初唐时期,陈子昂提出了著名的“魏晋风骨”“兴寄”“风雅”说,力图匡正六朝以来内容狭隘颓靡、表现形式单一、追逐词彩华丽的歧途,为唐诗设计合理的方向和基本的理论标准,这被视为唐诗繁荣的理论保证。“风雅”即《诗经》中风诗、雅诗融入广阔社会、民间,并提升其文化内涵的现实主义传统。“兴寄”即源自《诗经》的比、兴手法,明显针对初唐诗歌表现形式多为平铺直叙的“赋”法,以致太过单一、贫乏的现状。有唐一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都在他们的诗篇或诗论中推崇“风雅”“比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反观今天的新诗,大致也是平铺直叙为多,运用“兴寄”进行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创造不足,与初唐时期整体上还比较狭隘、单一乃至浮躁何其相似。就像曾经引领唐诗的繁荣一样,《诗经》的“风雅”和“兴寄”,或许也可为现代新诗指明方向。其二,《诗经》大多为相当整齐的四言诗,整齐使深情、厚重的内涵更为凝练、精粹。我曾指出,整齐是汉语的特质,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可以达到汉语的整齐程度。即使现代汉语,随便看宣传语、流行语,整齐、对称的文句比比皆是。汉语的这种特质,在诗歌中最为鲜明。不要说整齐的《诗经》、格律诗,即便是长短不一的宋词,其实里面也有很多整齐、对称的诗句。由此来看,尽管新诗以自由活泼著称,但若要为汉语与文化发展作出贡献,为汉语和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仅追求自由而缺乏锤炼、精辟与必要的严谨形式,显然是有限的。新诗也需要在自由活泼的基础上,一方面追求贴近社会的深厚思想感情的抒写,另一方面把其中一些诗句提炼成厚重而精辟的“文化因子”,让一个时代的风采以更优雅的形式进入文化的深层积累。因为过分散漫的形式不符合信息流通的“效率原则”,不利于语言、文化的高频传播、高效接受和长期积累。

颂-周颂31篇,商颂5篇,鲁颂4篇。

【2】王夫之.诗广传[H].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

张中宇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诗学与文化学。诗学研究集中于《诗经》、唐诗和现代新诗,文化研究主要涉及儒家智慧与中华文化的优势互补、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诗律的语言基因与文化传统研究”。(本版图片均由演讲者提供)

颂是宗庙祭祀音乐,许多都是舞曲。主要内容就是敬祖宗,求福佑,赞美王侯公的,其特点是诗乐舞合一,表演节奏缓慢。王国维曾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

【3】王燕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5.《诗经》的用途

【4】王燕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在春秋时期,《诗经》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外交,祭祀,朝聘,婚礼,教育等场合,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深远的,且实用的。

【5】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最初主要用于祭祀,典礼,燕飨时表演歌唱,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6】李学勤.《古代的礼制》[M]. 中央广播大学出版社.1984

其二,在编辑成书后,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常常作为当时的外交场合言谈对应的辞令。

《左传》中大量记载了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事例,他们以“诗”来酬酢应答,以赋诗来表情达意。称引“诗”句,来讽谏规劝,评论抒情,在上层的人际交往中,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朱子百家的著述中引“诗”,也很常见,不过所引用的“诗”句,往往会有断章取义的现象。

6.《诗经》的表现内容

《诗经》里的篇章因为产生的具体年代不同,创作者身份也不同,其内容也有了不同。《颂》和《雅》产生的年代较早,基本上都是西周时期。《国风》中除了《豳风》和“二南”的一部分外,都产生于春秋前期和中期。

其一,是祭祀和歌颂祖先,有五首诗被认为是周祖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

其二,是燕飨诗,例如《小雅.鹿鸣》。

其三,是怨刺诗,例如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小旻》,大雅中的《板》《荡》,国风中的《北门》《硕鼠》《墙有茨》等,这些诗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的作品,是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政教缺失的时代背景的真实写照。

其四,是农事诗,例如国风中的《豳风.七月》

其五,是战争徭役诗,根据内容有歌颂武功,有兵士反战思乡(征夫诗),有思妇哀歌诗。

其六,是婚姻爱情诗,根据内容,可细分为爱情,家庭,和弃妇的诗。

7.《诗经》的文学成就

其一《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

赋、比、兴与风、雅、颂一样,原来都是乐歌的名称,曾经合称为“六诗”或“六义”(见《周礼.春官.大师》和《毛诗大序》)。

自唐代起,赋、比、兴被认为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而风、雅、颂则被认为是《诗经》的体制,两者是不同的。对赋、比、兴的具体阐述,历来众说纷纭,其中南宋朱熹的解释较为精深,被广泛采用: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比方说,《豳风.七月》叙述农夫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生活,就是用。《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用了一连串的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关雎》的起句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描写河边水鸟此起彼伏的和鸣,兴起了全诗的情致,兴的用法,其内涵和情韵都是较为深厚和微妙的。

其二《诗经》的结构形式和语言特点

《诗经》的结构形式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重章复沓,即一首诗里,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示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同一章中有叠句,叠字,其表现语言很有特色,有助于表达曲折幽引的感情,和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有很强的节奏韵律感,令诗篇的语言不仅具有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具有着生动形象的表达效果。

《诗经》对后世诗歌题材结构和语言艺术等的方面,有着深广的影响。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四言句式。后世的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

其三《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

《诗经》里有少数叙事的史诗,其他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是真实率直的抒情和情感化叙事的结合。《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称之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题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兼具国风、二雅的传统。

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

后世的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后世历代作品所表现出的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民间疾苦的倾向,都是“风雅”精神的体现。而且这种精神在唐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从宋陆游到清末的黄遵宪,一直都不乏其人。

8. 我心中的《诗经》

《诗经》在读,莫不静好。走进《诗经》,诗和远方就在你我的心里。

美丽诗经,无邪记忆。

荒烟蔓草,彼岸往事。

远在天际,触手可及。

后会有期,有爱可记。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秋深露重。

诗经诗经,诚敬读诵。

诗之清雅,经之深邃。

感谢上苍,生为男子,

气贯长虹,温润如玉。

感谢厚土,生为女子,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诗经诗经,赋诗言志,

与君同好,静默欢喜。

吾生须臾,白驹过隙,

念兹在兹,莫忘莫失。

有爱可记-《诗经》目录(持续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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