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智库建设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发展需国际话

2019-08-13 作者:中国史   |   浏览(179)

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对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来说,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

摘要: 据新华网报道,中国与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经济实力的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尚未与此比肩同步。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国际话语权?话语权的实质和决定因素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不久前,清华─卡内中国发展需国际话语权 据新华网报道,中国与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经济实力的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尚未与此比肩同步。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国际话语权?话语权的实质和决定因素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不久前,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与察哈尔学会共同举办「中国公共外交:话语权视角」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多位专家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 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丰富的内涵中包括对议题的设置、对规则的制定,话语权甚至意味着使其他的表述和看法失去合法性 赵可金(清华─卡内基中心副主任):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政治权力斗争不仅围绕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传统硬实力资源展开,而且围绕价值观、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软实力资源展开。无论是硬实力的竞争,还是软实力的竞争,有关各方越来越把角逐国际话语权和合法性摆到日益重要的地位,围绕话语权展开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诸如恐怖主义的概念界定、国际人权准则和人道主义干预、气候变化和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标准、汇率争端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案,以及在利用核能与防扩散等问题上的争斗,几乎无不首先表现为国际话语权之争。无论是美国、俄罗斯等处于国际政治舞台中心的大国,还是挪威、新加坡等小国,甚至连原先不属于国际政治游戏场中的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媒体等,无不把谋求左右国际舆论导向的话语权作为角逐的主要目标之一,并积极谋求将自己的特定话语巩固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游戏规则。从某种程度上说,国际政治日益变成了「话语权政治」。 江忆恩(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认识话语权就不能回避软实力概念。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但软实力概念本身的理论化程度有待提高。约瑟夫·奈(因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是我在哈佛的同事,他尚未对软实力这一概念背后的理论化内容有过深层次的挖掘。比如,如果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引进快餐文化或者其他一些文化产品,那么这是否对该国对另外一国的态度会生成影响?亦即什么样的理论可以将麦当劳和中国的外交政策联系起来。我能想像出的模式也许是,一国之中熟识另一国文化的民众或许会对该国生成某种喜好或者认同感;但这只是我的一种想像,缺乏理论化脚注。其次,我认为在探讨软实力时,我们并没有采用固定样本追踪法来跟踪同一批人,来研究在公共外交行为或软实力的实施逐步消退后,是否还会对他们的看法生成影响。相关研究是非常匮乏的。在我看来,软实力的概念更多具有「新瓶装旧酒」色彩。所谓「旧酒」就是以前我们说的外交影响力。 软实力是否具有非胁迫性?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区别在于软实力没有胁迫性。但事实上我们发现软实力本身具有不少胁迫性特征。当然,这种胁迫可能也是软性的,比如它会让你觉得做某事很羞耻,而如果没有对方国家软实力的影响,你不会生成这种羞耻感。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对软实力的概念进行批判,比如所谓的代表性权力。拥有软实力就意味着获取了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权使得其他的表述和看法失去了合法性。从这一角度来说,软实力就具有了胁迫性。此外,话语权还意味着对议题的设置,这种权力具有排他性,因此也具有胁迫性。 中国发展必须赢得话语权 中国拥有自己的优势话语,应当及时转化为国际话语;学术理论支撑是赢得话语权的重要通道 江忆恩:关于中国的海外形象,在西方存在被固化的问题,而且似乎很难被改变,比如美国媒体在涉华报道中,不时指认中国在全世界掠取资源,或指责中国的产质量量差,或认为中国随着其国力的增长变得日益傲慢等。一个国家在实施公共外交的过程中,往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国内十分有效的信息传递者在国际上却未必能胜任相同的使命。中国要实施公共外交,要特别重视其信息传递者和信息内容到底是什么?针对西方的普通民众和政治精英,显然应该采用不同的话语进行公共外交的实践。 张志洲(北京外普通话大学副教授):首先,话语权的核心是权力,落脚点也是权力。在国际社会中,我们可以主动设置议题,引导人家从我们的角度看待问题,获得话语权。再者要考虑话语自身的完善性,如果话语本身体系完备、逻辑性强,那么自然容易说服人。其次,话语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什么位置和结构也非常重要。对中国而言,一方面要提高话语的质量,另一方面要提高中国在国际话语结构中的地位。中国一直在学习,并强调与国际接轨,引入了诸如「全球化」、「全球治理」等很多国际通行的概念。 应当看到,中国拥有自己的优势话语,只是没有及时转化为国际话语。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无核武世界」观点得到国际热炒,但实际上,中国一直主张世界消除核武器,只是类似观点多年来未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关注。这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媒体的偏见,另一方面是中国的话语缺乏学术理论支撑。西方的话语往往基于学术研究,如文明冲突论等,因此从政策上对之加以批判是没有力度的。 中国制定国际议题和国际规则的能力比较有限,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对西方话语做出反应,处于结构性弱势当中。当然,这种结构性弱势和国际大背景有关。比如20世纪60年代,很多国家在学习当时中国的革命话语。而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需要构建新的有国际影响力的话语,需要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存在5种片面观点 话语权同「话语权利」、「权力话语」、「媒体权」、道德水平和文化实力、「外交能力」之间没有绝对等号 赵可金:中国当前对国际话语权的认识还存在以下5种片面观点:一是将话语权当作「话语权利」,认为只要有权利讲话,就会有话语权。此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对西方话语的片面道德批判也是不适当的。西方国家的话语权绝非仅仅取决于垄断话语权的地位。话语权的核心是权力关系,话语权的本质不是「权利」,而是「权力」。 二是将话语权当作「权力话语」,认为只要国家实力增强了,话语权随之增强。事实上,话语权与经济、军事实力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相关性,实力弱的一方也可能比实力强的一方更有话语权。 三是将话语权当作「媒体权」,认为谁只要掌握媒体权,谁就会掌握话语权。诚然,中国国际话语权不足确实部分受到媒体的影响,如对外传播力不够、语言障碍、在国际议题的设置上缺乏主动性等,但根本上并不取决于媒体。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子是,尽管美国掌握着全世界最庞大的媒体机器,2001年以来对中东地区明显加大了媒体传播的投入,但2001年以来中东地区的反美情绪却迅速上升,美国在该地区的话语权受到重大损伤。 四是片面地认为话语权取决于道德水平和文化实力,只要复兴一国的文化和道德水平,就会增强话语权。毋庸讳言,一个国家的文化和道德水平是获得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条件,但仅靠提高文化和道德水平不必然导致话语权增强,须知文化和历史的魅力是不会自动转化成国际话语权的。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要想转化成为话语权还需具备战略支点,要通过外交、外贸、外宣、国际民间交流等众多渠道,将各方面的跨文化、跨国界交流集成起来,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才能将文化软实力优势转化为话语权优势。 五是将话语权当作「外交能力」,认为话语权取决于政治操作和理念贡献,只要提升外交能力,就会增强话语权。此种看法部分抓住了话语权的关键,亦即话语权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博弈,政治目标越清晰,体系越完备,信誉越强,国际话语权会越高。然而,话语权问题涵盖的范围要比政治和外交事务的范围要大得多,仅仅靠政治操作和理念贡献,短期可能会带来话语权的提升,长期则不能巩固话语权。中国不仅要在政治上敢于确立话语权,而且还需要在经济上、社会上和文化上配套进行,为话语权夯实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总之,只有在理论上澄清对话语权的片面认识,明确话语权的内涵和本质,遵循话语权的一般规律,制定正确的话语权战略并付诸实施,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一个国家话语权的提升。 制定话语权战略 要跟上国家发展的节奏,以核心价值理念为载体,建设发达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 周方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公共外交的目标必须是战略性的,具体来说就是化解中国发展的压力、减少中国发展的阻力。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之快,提升话语权的公共外交的节奏要跟上。改善国家形象要通过代际更替,指望一代人改变印象是很难的。公共外交话语权是一个流水线,它包含很多层面,包括政府的偏好、人文学科的建设、政府的实际政策行动等。 张志洲:我们需要明确如何提升话语权。首先要有国家的大战略。没有实质性的战略内容是不行的,而具体的行业部门也应有具体的话语权要求。话语要系统、有体系,要对国家有清晰的定位,要重构核心价值理念,要建设发达的人文社会科学。 刘贞晔(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提升中国的话语权,还要重视中国应该用什么来提升话语权。一般而言,提升话语权的主要载体还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要敢于和对像国社会中的舆论权威进行竞争,这是衡量中国外交是否取得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在话语权建设过程中,还必须解决精英领导大众的问题。如果精英缺少对大众的理解,就不能有效领导大众,就会大大压缩话语权空间。 余万里(北京大学副教授):提升中国话语权主要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从对内的角度来看,国内媒体争的是国内话语权,如果在国内失声,那么在国际上就没有发言权。舆论的引导针对大众,更针对精英。因为精英的意识本身比较混乱,所以政府会有一些担心。美国虽然在表面上很自由,但事实上,美国精英阶层有讨论的边际性,他们知道进行讨论的自我约束的边界在哪里。 很多人曾认为中国对外宣传应以传播中国的古典文化为主。好莱坞拍摄电影《花木兰》,以别样的方式讲述典型的中国故事。这是我们需要不断加强的方面,即用西方人熟知的语言和故事传达中国的价值观。但需要明确的是,西方对中国传统的认知首先是好奇,不可能由此完全认同中国。 需要注意方式方法 坚持用先进的价值观对外讲话,树立理性和成熟的话语体系,加大话语表达力度,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邹建华(中国外交部参赞):提升话语权要注意方式方法。在方式上,我们不仅要增加对外传播声音的覆盖率,而且要参与国际议程的设置。事实上,很多新闻媒体都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中国主流媒体在海外都设立了分社,同时也在采取诸如收购外国媒体的行动。公共外交活动已经提升到议事日程上来,尤其获得了外交部的高度重视。 如何提升行动的效率,这是十分急迫的任务。外宣效果取决于时效性、公信力、针对性和亲和力,这四点是灵魂。外国对中国了解不多,应采用对方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来进行对外宣传,可以适当淡化政治色彩,突出人文因素。 在具体方法上,我们需要注意转变话语体系,减少情绪化语言的使用。现在还有一些语言停留在很早阶段,过于情绪化,过于生硬。在一些问题上,国内网民听起来很有力度的一些话,其外宣效果却适得其反,给人一种话语体系不成熟的印象。要努力树立理性和成熟的话语体系。我们越是处于舆论中心,各种评论中国的声音会越多。因此,要学会坦然面对,要有大国胸怀,不能沾沾自喜,不能指望永远在掌声中前进。 江忆恩:中国需要注意不让话语的多元化导致传递相互矛盾的信息。虽然,这种多元化有其积极意义,它会使美国人改变对中国一成不变的印象,但这同时有可能导致政府发出权威声音的力度变小。这可能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困境。 每个国家都试图向外传播自己的积极形象,但这些积极信号都构成了一成不变的固化形象,使民众更加关注彼此之间的不同。社会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两个人认为他们越不相同,他们越有可能将彼此之间的关系视为竞争关系。这是强调自己特殊性的问题所在。 应当借助公共外交发现对像国的意见领袖,然后影响他们,再借助他们的地位,去影响对像国的整体舆论。社会交流对促进彼此关系的改善是有裨益的。让对方对自己的态度发生改观的方法在于使对方认识到我们之间存在相同之处,而不是去强调彼此的不同,其方式主要就是社会交流,比如旅游、留学等。这些都将有效减少民众对彼此间不同的认识,所以仅仅开展政府之间的交流是不够的。 张胜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近年来,中国在提升话语权方面进步很大。中国和其他国家交互增加,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加强话语表达力度。举例来说,在一次讨论达尔富尔问题时,外国学者问我为什么中国不向有关方面施加压力促使问题的解决。我的回答是,这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中国强调重视发展,因为发展能从根本上改善人权,这是有依据的,但这个观点并没有在西方生成共鸣,其原因就在于话语权。要代替西方的话语体系是不现实的。努力的方向应是在既有的话语体系中找到立足点,或者说找到突破口。这就是话语权背后的战略逻辑,而不是仅仅从话语的技术上加以突破。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中国当前正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内驱动力,以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为保障,致力于政府简政放权,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并针对经济下行压力,采取诸如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轴,增加公共支出等一系列措施,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只有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才是对“中国崩溃论”的有力回击,使其不攻自破。

张志洲:当前有关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文章和讨论很多。话语权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而非“权利”,是以话语为载体的权力样式,或者说是权力的话语体现。权力是国际政治的一个核心概念,国际话语权同样反映的是国际社会的一种权力分配关系。当今世界,国际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变为话语权政治。一些重要的国际政治议题,比如恐怖主义的定义与反恐问题,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气候变化的责任分担问题,等等,无不突出表现为国际话语权之争。

智库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在国际话语权争夺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世界的发展贡献越来越大。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道路、中国实践持怀疑态度,没有理由不自信。在增强自信的基础上,中国智库要改变过去重研究、轻推广,特别是不重视对外宣传的状况,自觉承担起引导舆论的责任。在国际舆论场中,一些西方学者囿于意识形态偏见,始终对中国的发展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而国内有些学者脱离国情实际,痴迷于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话语来解读中国的实践,即所谓“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这不利于中国话语的构建。因此,中国智库应当坚持中国立场,树立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讲好中国故事,把一个充满生机的、真实的中国展现给国际社会。

3、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话语传播媒体

张志洲:确实如你所言,近年来我们有关国际话语权的讨论可谓如火如荼。例如,金融部门要增强国际金融话语权,从事铁矿石投资和贸易的企业要增强定价话语权,媒体行业本身也要增强在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甚至时尚服装行业也要增强国际流行时装话语权。

国际社会对我们了解不够,甚至存在不少误解。

1、保持定力,将“中国崩溃论”视为“成长的必然烦恼”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意识空前提高,似乎各行各业都在讨论增强国际话语权问题。在不同领域的国际话语权讨论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话语;中国智库;国际社会;设置;传播;议题;舆论;价值观;国际交流;改革开放

2001年以来,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博弈中,每当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一些不利于中国发展的症候,西方就会抛出“中国崩溃论”,预言中国即将“崩溃”。 因此,“中国崩溃论”,可谓既是老话题,又是新言说,虽然屡被证伪,但总是会被西方不断利用。西方热衷于讨论和宣扬“中国崩溃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报》: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1970年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命题。“话语权”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由此肇始。话语、知识与权力之间被认为有相互建构的深层关系,话语是建构权力、掌握权力、运用权力的关键。如何理解国际话语权的内涵?

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国际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权以价值观为重要支撑,没有鲜明价值观支撑的话语苍白无力,影响力势必微弱。同时,话语权的提升也会有助于增强价值观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缺失话语权的价值观,其效用的发挥会受到限制,行而不远。当前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日趋激烈。某些西方国家正是凭借话语霸权,利用各种手段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强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现在国际舆论格局总体是西强我弱,别人就是信口雌黄,我们也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这就迫切需要我们着力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

3、西方意识形态霸权

原题:把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访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志洲

中国智库在国际舆论场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怎样的作用,不仅关系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而且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很长时间里,国际社会对我们了解不够,甚至存在不少误解。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这种失语挨骂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目前国际社会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案。这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的人深入理解中国方案,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出现,彰显着社会主义的生命与活力,却是西方国家不愿看到的景象。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只要中国仍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不会放弃冷战思维,一定会继续污损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形象,压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空间。

话语权的本质是“权力”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也曾经遭受英国、法国等既成大国的恶意排挤。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起飞之后,大量收购美国等既成大国的知名企业,引来美国的应激性反应,即使日本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追随美国,且被美国视为其在亚洲的战略盟友,仍然遭到美国的强力挤压。日元被美国逼迫升值,致使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近年来,俄罗斯凭借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快速崛起,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并逐渐展现昔日的“大国风骨”,同样遭遇了美国和欧盟的打压。中国当前遭受美国和日本的遏制排挤,恰是当年美国和日本崛起进程中遭遇压制的现实翻版。因此,对“中国崩溃论”,应该保持从容淡定的心态,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把“中国崩溃论”当作发展过程中难以规避的“成长的必然烦恼”和“发展成本”。

我们既要看到面对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的基本格局,国内不同行业部门都有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需求;也要看到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国际政治话语权不足。西方以所谓“普世价值”标准和“自由民主”意识形态来强制性地衡量中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人权与民族区域治理、外交政策、海洋权益维护甚至文化传统等横加指责、攻击,这使中国增强国际政治话语权的需求极为迫切。因此,中国增强国际话语权要分清本与末、主与次的关系,从国家层面制定国际话语权战略,明确战略目标、路径和重点。

1、西方对中国实力上升和自身实力下降的焦虑

作为当代世界话语体系中的后来者,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一段时间面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问题。破解西方话语霸权、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需要学界以持续而严肃的学理研究贡献智慧。本期“学海观潮”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志洲,就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面临的主要问题、动因,急需的诉求和努力的方向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西方主流媒体主导并在持续强化国际话语权,不会轻易放弃对国际议题设置的垄断地位。这就需要中国主流媒体主动作为,积极设置与中国相关、对中国有促进作用的国际性议题,掌控话语导向并大力宣传,使话语异向服务于塑造中国良好形象、扩大中国国际影响。设置国际性议题要将全球治理中的重大议题与中国的道路、制度与贡献相结合,需要精心谋划,先声夺人,大造声势,从而营造于我有利的浓厚国际舆论氛围。

国际话语权竞争的主体主要是主权国家,但也包含其他国际行为体。掌握话语权的主体还有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经济部门以及特殊的个人等,有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某些议题上掌握的国际话语权甚至超过主权国家,这一点常被我们忽略了。

二、“中国崩溃论”缘何被西方屡屡抛出

话语权;中国;张志洲;权力;话语霸权;学术;话语体系;变化;增强;舆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具有清醒认识,并进行了有效治理。近年来,中国政府有意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实行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措施,主动将经济增速从高速降为中高速,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经济质量和效益都在提高,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鉴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巨大,即使经济增速稍稍下降,其规模在世界上仍然十分可观,每年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规模。所以,对中国经济的调速换挡,一定要保持定力和信心。

例如,金融部门要增强国际金融话语权,从事铁矿石投资和贸易的企业要增强定价话语权,媒体行业本身也要增强在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甚至时尚服装行业也要增强国际流行时装话语权。国际话语权迎来历史性机遇《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您所言,在国际政治的整体框架中认识国际话语权,有利于准确把握国际话语权格局的变化图景。张志洲:对中国来说,在话语权建设中面临的真正挑战还不在于我们在国际话语权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而在于我们的学术和学科话语体系很多是从西方舶来的,主体性和原创性不足。中国并不谋求话语霸权《中国社会科学报》: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反对西方话语霸权是题中之义。反对西方话语霸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争取的是基于事实和公平原则之上的话语权,而不是什么新的话语霸权。

2013年至2014年,中国致力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有意识地降低了经济增速,将经济增速控制在合理可控区间。但是,这也使“中国崩溃论”再次回潮。美国学者沈大伟在2015年3月6日的《华尔街日报》刊发名为“中国即将崩溃”的文章,认为富人移民国外、压制异见政治人士、官员腐败、官员木讷和经济陷入系统性陷阱,将导致中国“崩溃”。前些年,沈大伟曾对中国发展持乐观肯定态度,多次应邀到中国访问,在中国思想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提出“中国崩溃论”,一反其此前对中国的认知和肯定,出乎国人意料,在国际上也引起了较大反响。

2、西方意识形态偏见

2、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崩溃论”罔顾中国的发展实绩,向国际社会绘制了一幅中国行将“崩溃”的虚幻图景。而这种虚假“镜像”又以数据为支撑基点,以章家敦的华裔身份为亲历性佐证,以名家学者的学术之名,极具欺骗性。一是妖魔化中国的国际形象,弱化中国的国际吸引力,有可能动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二是对西方国家政府决策产生负面影响,有可能形成对华不利的政策,进而恶化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增加中国发展的国际成本。三是降低外商投资中国的意愿,特别是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强的当下,外资的减少将阻滞中国的经济发展。四是误导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不利于中西方民众交往交流,增进互信和友谊。对此,我们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切不可掉以轻心。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以罕见的速度保持了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际地位明显增强,成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2007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积极应对严峻挑战,成为世界经济摆脱衰退的“牵引机”,令世界各国瞩目。2009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即使目前中国主动调低经济增速,7%的增速在世界上也是很高的。反观西方发达国家,30多年来,经济增速一直较低,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普遍陷入经济低迷,至今未有显著起色。

相对于其他国家综合国力和物质生活的比较优势,西方自恃其自身较高的文明发展程度,认为其文明为世界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主要贡献,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方向;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是唯一具有全球普适性的文明模式;东方发展受益于西方文明惠泽,是对西方文明学习模仿的结果。这种思想经过五百余年的培育和积淀,在西方人的潜意识里,早已固化为心理优越和思维定式,进而发展成极端的霸权思维。西方习惯于以世界霸主的身份和人类救世主的姿态俯视全球,主导并制定国际体系规制。但凡不符合其价值观、社会制度的另一种发展路径,都被其视为异端而沦为对立面。

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一再表明,后发国家在由弱转强的进程中,一般都会遭遇既成大国的遏制。任何在国际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席次靠近既成大国的新兴国家,都将被既成大国假想成对立物。新兴大国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表现出一定的活跃性,这将被既成大国视为威胁,即使新兴大国不断表明其无意挑战既成大国的地位,既成大国出于巩固既有地位和利益的需要,仍然会将新兴大国视为潜在或现实的对手与敌人,采取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意识形态等多维手段,丑化新兴大国的国际形象,制约新兴大国的崛起。

4、 提升设置国际性议题的能力

一、“中国崩溃论”:从学术话语到政治话语的转变

当今时代,谁拥有强大辐射力、影响力的传播媒体,谁的传播能力就强,谁就掌握了国际话语权。目前,具有重大辐射力和影响力的国际性传媒几乎都是西方媒体,如美联社、路透社、BBC和《纽约时报》等。西方话语在国际话语场域占据主导地位,与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强大的国际性传媒密切相关。中国主流媒体,与西方主流媒体相比,无论从拥有的受众还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都存在明显的差距,跻身国际一流媒体行列尚需努力。建立中国的国际性传媒,建构中国国际话语的生成和传播介质,将使中国拥有自己的国际话语平台,这既是中国及时应对负面国际舆论的前提,也是中国引导国际舆论具有长远性、根本性的物质基础。

西方对中国引入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给予肯定,但对中国不照搬其政治模式,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开创出迥异于西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道路,横加指责。目前,中国更加注重推进渐进式民主即增量民主和协商民主,并未对西方民主进行激进式“横的移植”,使西方寄予中国政治改革“休克疗法”的愿望更难以实现。基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西方将中国的政治体制贬损为专制政体,不认可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道路,自然会妖魔化中国。

2001年7月,美籍华人章家敦出版英文专著《中国即将崩溃》,认为中国经济存在虚假繁荣,不久将崩溃。章家敦曾在中国上海、香港生活,对中国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感性认识,因此其观点获得美国部分政界人士及学者的认同。该书出版后引起较大反响,美国国会还就此专门召开听证会。2002年1月,美国《中国经济》季刊主编斯塔德维尔撰写的《中国梦》出版,预言中国即将出现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此论助推了“中国崩溃论”的政治性转向。

三、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崩溃论”

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先后发表《中国的GDP统计发生了什么?》和《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两篇论文,运用统计学方法,对中国统计数据进行比对性分析,指出中国能源消耗增长与GDP增长等存在不合逻辑的负相关性,进而质疑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性。这是从学术层面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否定性论述。两篇论文的观点,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此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应该说只是学术研究领域的正常探讨,未有政治性因素的介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再度抛出“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即将崩溃,中国共产党也将随之垮台。但是,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有效应对,成为国际经济摆脱低迷困境的“引擎”。

由于人类社会工业化、现代化发端于西方,并在西方取得领先地位,西方国家习惯以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和“中心”自居,“西方中心论”应运而生。“西方中心论”将其现代化进程普泛化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唯一路径,将西方政治模式视为全球普世性的唯一范式,凡是不符合其发展道路的另一种选择,都被指涉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另类;凡是不实行西方式民主的国家,都被定格成专制政体和所谓世界民主化潮流的逆子。“维护‘民主优势’论的正确性,即西式民主是繁荣的前提,发达国家都是西式民主国家”的狭隘心理,使西方国家惯于以西方的视角审视外部世界,总是以西方的立场和价值观为坐标,评判非西方文明实践。这使西方的判断难免囿于视野的狭窄而出现偏见。这种偏见已固化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基因”,影响着西方国家“自我”对“他者”的认知。

作为新兴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相异于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强国必霸之途。中国关于和平发展与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表明了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繁荣的积极力量。遗憾的是,中国采取的有益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行为,并没有得到西方一些国家友善的回应,反而将中国假想为现实和未来的“敌人”。中国愿意与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合作、发展、共赢,构建和谐世界,但是,快速发展的中国被西方意识形态幻想为其追逐全球霸权的“障碍物”。在西方视域中,中国既然是其意识形态霸权的阻碍者,就应该被涂抹上“污蔑性釉彩”。在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持续外溢下,只要西方将中国视为其拓展霸权的对手,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和声誉就可能遭受来自西方意识形态的损毁。

西方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典型范式,自从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和发展以来,就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或明或暗地采取敌视、演变和消灭战略,试图将人类社会制度架构转型为资本主义单轨制,在全球建立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霸权地位。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标志着冷战格局的结束。然而,西方并没有摒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思维,仍将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臆想为对立物,意欲进一步削弱社会主义的现实力量。

2002年初,西方一些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主流媒体,如美国的《新闻周刊》、《中国经济评论》和英国的《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开始大量报道托马斯·罗斯基的观点。至此,关于中国GDP数据真伪和中国发展趋势的纯学术研究,由于西方主流媒体介入,开始向政治领域转向、蔓延。在国际话语权被西方主流媒体主导的背景下,“中国崩溃论”杂糅了西方某些政治势力对中国的恶意企图,成为他们妖魔化中国的标志性话语。

历经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现实国际体系的推动者和建设者,亦有意与西方发达国家达致良性互动,成为这些国家的伙伴而非对手。然而,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西方还是对中国采取了遏制策略。但在选择遏制中国的路径时,他们已不再更多采用20世纪中后期对中国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刚性遏制”政策。因为,对中国的“刚性遏制”,只能强化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反西方倾向,无助于达到其 “教化”中国的目的。“刚性遏制”的低效,促使西方摒弃以往咄咄逼人的“攻势”战略,转而选择“柔性”策略。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关于中国的妖魔性话语,就是西方遏制中国策略之首选。而“中国崩溃论”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妖魔化中国的话语载体之一。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提升国民的生活水平,是破解“中国崩溃论”的利器。中国经济发展中不是不存在问题,但存在一些问题并不意味着就会崩溃。

4、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思维

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提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得到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纷纷加入,彰显了中国不断增强的国际影响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尚未做好接受中国崛起的心理准备。他们不愿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出现了自我“身份焦虑症”。“我还是原来的我吗?”“我还是世界的主导者吗?”这些疑问,冲击着西方国家所谓的自尊。他们不愿看到一个曾被其视为“东亚病夫”的国家向当今世界的中心地带位移,焦虑自身国际影响力的下降,忧惧自身中心地位和既得利益受到来自中国的所谓“威胁和挑战”。但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事实又迫使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大国身份。这使西方国家陷入对待中国的矛盾心态。因此,他们屡屡抛出“中国威胁论”,正是为了掩盖其因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对自身的发展缺乏自信而陷入的迷茫和惶惑。

当前,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使妖魔化异质国家的行为成为其习惯性偏好,以至中国常常沦为他们的丑化对象。对此,中国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将对自身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有效应对“中国崩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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