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澳门官网朱德与初心使命,是我天职

2019-08-12 作者:中国史   |   浏览(107)

朱德;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辛亥革命;民主主义者

朱德是从一名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人中的杰出代表,是我国民族英雄璀璨群星中的一颗巨星。 “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 1886年,朱德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佃农家庭。此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朱德的思想早早地“慢慢开展了”,理解了“读书不忘救国”的道理,并且“已经懂得问国家事”。他立下了“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的远大志向,苦苦思索和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08年春,受了两年新式学堂教育的朱德,回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但“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一年下来,他“对社会上新旧势力的斗争,政治上各种阴谋压迫都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新的发展感觉到更需要”。他觉得“教书不是一条生路”,下定决心去云南,投笔从戎。“决心是怎样下的呢?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 “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1909年,朱德远赴昆明云南陆军讲武堂求学。他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加入了同盟会。他积极投身辛亥革命,参加了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成为滇军名将。 但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黑暗,也没有能使朱德实现理想。“真正的革命者有的灰心了,有的被赶跑了,纵然想要继续努力,为创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但他们迷失方向了。”朱德认识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法解决中华民族出路问题,不能救中国。 真正使朱德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是五四运动。运动的浪潮把大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带进泸州。朱德从这些书刊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潮。他对这些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眼界被大大打开了。从1919年下半年起,朱德就和好友孙炳文埋头书斋,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步刊物,讨论他们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他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去探寻中国的前途,感到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 书刊中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俄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给了我希望。”“凡是我能找到的有关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材料,我都读了。”他对于“苏联那种‘不做工不吃饭’的办法很感同情”,认为“单吃饭不做工,就是封建社会的寄生虫”。他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那时我已认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我唯一的出路了” 1922年3月,朱德离开云南,寻找救国救民真理。5月下旬,他应原川军总司令刘湘和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之邀,抵达重庆。杨森以师长之位留朱德共事。朱德以将要出国为由,婉言谢绝。刘湘以出国浪费时间和金钱为由,劝朱德赴峨眉山休养。朱德表示这是以往失意军阀政客的所谓“韬光养晦”之举,不屑仿效。6月,朱德乘船抵达上海。他阅读了朋友送来的书报杂志,了解了“有关新的工人运动和领导运动的共产党的消息”,产生了要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并加入这一组织的愿望。在上海,朱德没有找到共产党,他决定去北京继续寻找。7月,朱德抵达北京,见到了阔别近两年的孙炳文。但令人失望的是,他在北京也没有找到共产党的负责人。不久,他得知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在上海,便和孙炳文启程返回上海。他们先拜访了孙中山。孙中山要求朱德组织滇军到广东攻打军阀陈炯明,并答应先付军饷10万元。但朱德以决心出国为由,婉言谢绝了孙中山。孙中山建议他去美国留学。但朱德“已认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我唯一的出路了”。他说:“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最强大。”他告诉孙中山:“我们决定到外国留学,在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省港大罢工的胜利和工人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向我们证明,共产党人知道一些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 几天后,朱德拜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他原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但像朱德这样在旧军队中有着很高地位的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这在以前还不曾有过。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没有实现,只能按计划和孙炳文一起到欧洲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 1922年9月,朱德同孙炳文等人一起远渡重洋,前往欧洲。此时,他已经36岁了。 10月,朱德抵达巴黎。他听说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旅法组织,其主要组织者周恩来住在德国柏林。他便和孙炳文立即赶赴柏林,找到了周恩来的住所。这是朱德一生中特别难忘的日子。抗战初期,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采访朱德后详细描述过那天会面的场景。 “周恩来的房门打开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长、比普通人略高一点的人,两眼闪着光辉,面貌很引人注意,称得上清秀。可是,那是个男子汉的面庞,严肃而聪颖,朱德看他大概是二十五六岁的年龄。” “朱德顾不得拉过来的椅子,端端正正地站在这个比他年轻十岁的青年面前,用平稳的语调,说明自己的身份和经历:他怎样逃出云南,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在上海被陈独秀拒绝,怎样为了寻求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新的革命道路而来到欧洲。他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他一定会努力学习和工作,只要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它已经在他的脚底下化为尘埃了,派他做什么工作都行。” “两位来客把经历说完后,周恩来微笑着说,他可以帮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之后,朱德以“候补党员”身份旁听参加党组织的学习讨论会,会后由党组织安排专人帮助学习。 11月,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朱德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的伟大道路,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共产主义崇高事业。 以革命之忧为忧,以革命之乐为乐,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 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崇高理想后,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和重大挫折,朱德始终没有动摇。越是危难关头,他越是信念坚定。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潮汕失败,朱德所部孤立无援,他挺身而出,稳住军心,斩钉截铁地说,黑暗是暂时的,要革命的跟我走,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延安时期,为了鼓励干部学习,党中央曾规定以马克思的生日5月5日为“干部学习节”,他被评为第一届学习节的“模范学生”。 80岁时,朱德还坚持研读党中央规定学习的32本马列著作。他说,“学习马列主义,第一便要求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现实、认识世界”,“第二个要求,便是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把理论运用在实践中来改造实际,从改造实际中更加丰富了发展了理论的内容”。 89岁时,他亲笔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以铭志。90岁时,他又写下“全党团结紧,险峰敢登攀”的诗句。在临终前不到两个月,他看到《共产党宣言》新译本后,不顾年高体弱,驱车到中央党校,看望参与翻译的同志,一起交流对这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心得。 在去世前他不止一次讲过:我只有两万元存款,这笔钱不要动用,不要分给孩子们,作为我的党费,交给组织。朱德逝世后,康克清遵照他的遗愿,将两万多元存款,全部作为党费交给组织。 (作者系朱德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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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是从一名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人中的杰出代表,是我国民族英雄璀璨群星中的一颗巨星。

1886年,晚清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华民族正处于苦难深重之时。时艰势危,朱德诞生了。与其他同时代先后降世的英雄一样,耳闻目睹了民族国家之艰危、人民之疾苦,一经师长点拨,他便立下了救国救民之宏愿,并为之奋斗终生。 “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 他常听私塾席老先生说,“要能做事,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没有出路”,受到最初的启蒙。 上中学后,注重向学生灌输爱国维新思想的学监,即后来的着名爱国民主人士张澜先生,慷慨激昂地对学生说:“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就是牺牲身家性命,也要救国家!”这番话更增强了朱德爱国、报国、救国意识。这种心境,反映在他20岁写的一首诗中: 骊歌一曲思无穷,今古兴亡忆记中。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恨他狼虎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 年轻的朱德,纵有“冲天壮志”,但却报国无门。他在家乡仪陇县教了一年书,因当地守旧势力反对新式教育,不得不愤然辞去教职,徒步千里奔赴云南投身军旅。行前他写下这样的诗句: 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朱德考入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军事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在这里,他更多地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他偷偷阅读在进步师生中流传的《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民报》《南风报》等革命书刊,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歃血宣誓,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而奋斗。 从讲武堂毕业后,朱德追随革命党人蔡锷等参加了辛亥革命在云南的重九起义,成为攻打总督府的前驱队长。随后,又参加了保卫民主共和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他在硝烟炮火中征战十年,却看到辛亥革命的成果丧失殆尽,国家、民族、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便陷入失望苦闷彷徨中。就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为了寻找新的救国救民之路,他毅然抛弃高官厚禄,踏上了充满惊涛骇浪的艰苦求索的旅程。 朱德以这样的诗句,表达他出国时的心境: 中山主义非无补,卡尔思潮集大成。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 朱德远赴欧洲,在柏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已是36岁,又重新开始学习,重新当普通一兵,重新开始奋斗,过饥寒交迫、风餐露宿、流离失所的生活。正是赤诚的爱国情怀、为国为民不屈不挠进取奋斗的精神,使他从一个爱国者、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1886年,晚清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华民族正处于苦难深重之时。时艰势危,朱德诞生了。与其他同时代先后降世的英雄一样,耳闻目睹了民族国家之艰危、人民之疾苦,一经师长点拨,他便立下了救国救民之宏愿,并为之奋斗终生。

“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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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

1886年,朱德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佃农家庭。此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朱德的思想早早地“慢慢开展了”,理解了“读书不忘救国”的道理,并且“已经懂得问国家事”。他立下了“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的远大志向,苦苦思索和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敌在眼前,枪在手中,决战非遥,胜券可操” 入党后,朱德和一同出国的好友孙炳文等,一边在德国格廷根大学学习,一边学习研究《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等马克思主义着作,经常阅读中共旅欧总支部办的《赤光》、德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第三国际通讯》《共产国际》等刊物。通过这些学习,朱德初步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对中国革命和世界有关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朱德是党小组年龄最大的党员,由于他阅历丰富,待人坦诚,处事稳重,认识问题深刻,学习又十分刻苦、认真,大家对他很尊重,亲切地称他朱大哥。每次学习讨论,他都积极发言。有一次,讨论有关中国社会变革问题时,他说:“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贫穷落后,社会停滞不前。不彻底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不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军阀和帝国主义,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就不能改变,只得任人宰割,社会也不能发展和进步。” 由此可见,朱德通过革命理论的学习,开始认识了拯救国家、民族与人民的道路。 孙炳文当时给国内《向导》周报写的信,反映了他和朱德学习时的心境,说:找到了“大雄无畏”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食粮”,感到“如梦初觉”,觉得“敌在眼前,枪在手中,决战非遥,胜券可操”。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找到革命真理的喜悦、投入革命斗争的渴望。他们哪里想到,中国革命道路将是多么艰巨复杂,为实现革命理想,将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将有多少流血牺牲。孙炳文在大革命洪流中回国,不久就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四一二”大屠杀中流尽一腔热血。 “黑暗是暂时的,革命会有胜利的一天”

他常听私塾席老先生说,“要能做事,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没有出路”,受到最初的启蒙。

1908年春,受了两年新式学堂教育的朱德,回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但“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一年下来,他“对社会上新旧势力的斗争,政治上各种阴谋压迫都有了新的认识,对于新的发展感觉到更需要”。他觉得“教书不是一条生路”,下定决心去云南,投笔从戎。“决心是怎样下的呢?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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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学后,注重向学生灌输爱国维新思想的学监(校长),即后来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澜先生,慷慨激昂地对学生说:“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就是牺牲身家性命,也要救国家!”这番话更增强了朱德爱国、报国、救国意识。这种心境,反映在他20岁写的一首诗中:

“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朱德矢志不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斗。 朱德入党后不久,即向党表示“忠诚于革命”,要求到苏联学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年轻的中共认识到只有创建革命武装才能生存下来继续革命。这时,朱德成了中共党内无人可以比肩的军事人才,因为他曾是滇川军界赫赫有名的将领,有过十年战争经历与经验。他也确实兑现了对党的承诺,为创建人民的武装立下大功。 “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南下失败,两万多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七八百人,许多意志不坚定者纷纷离队,就在这时,朱德挽狂澜于即倒,登高一呼:要革命的跟我走,我总有办法的,黑暗是暂时的,革命会有胜利的一天。他说到做到,以起义军余部的星星之火,燃成湘南起义的燎原之势,再与毛泽东会师井冈,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朱毛红军虽然由小到大,取得多次“反围剿”的胜利,但却因“左”倾错误的干扰而丧失了中央苏区,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48岁的朱德,是长征高层领导中最年长者,但他为了节省强壮战力而不要配备的担架,只要两匹马,一匹用来驮文件,一匹用来接护总部队伍的伤病员。两年长征,朱德经历了全过程,而且比毛泽东等多走了一万多里,其中的艰险曲折难以想像。作为红军总司令,他一直站在这支钢铁队伍的前列,不仅要指挥部队在枪林弹雨中闯关夺隘,还要对“左”倾军事错误、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又分离后,他促成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终于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大会师。正是他有坚如磐石的革命信念,才有万难不屈的意志,才得到毛泽东的赞誉:“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

骊歌一曲思无穷,今古兴亡忆记中。污吏岂知清似水,书生便应气如虹。恨他狼虎贪心黑,叹我河山泣泪红。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

1909年,朱德远赴昆明云南陆军讲武堂求学。他接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加入了同盟会。他积极投身辛亥革命,参加了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成为滇军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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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朱德,纵有“冲天壮志”,但却报国无门。他在家乡仪陇县教了一年书,因当地守旧势力反对新式教育,不得不愤然辞去教职,徒步千里奔赴云南投身军旅。行前他写下这样的诗句:

但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黑暗,也没有能使朱德实现理想。“真正的革命者有的灰心了,有的被赶跑了,纵然想要继续努力,为创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但他们迷失方向了。”朱德认识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法解决中华民族出路问题,不能救中国。

朱德的革命信仰,还反映在中华民族拯救危亡的抗日战争中。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朱德挥笔写下这样的抗日誓言: 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复图占外蒙,又侵我华北,非灭亡我全国不止。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 朱德率八路军三个师,迎着日本侵略军的凶焰开赴华北前线,很快以平型关大捷振奋了全国军民,又迅速在敌后战略展开,创建了一批抗日根据地。他在抗战的最初三年,两度往返太行山与延安之间,多次穿越敌人封锁线,艰险备尝。他1940年返回延安时,八路军已由出发时的三万人发展到四十万人,破除了当初有人对红军到抗日前线越战越少的担心。 革命的信仰不是空洞的口号,而要付诸切实的行动。朱德回延安时,陕北根据地面临着极度困难,困难的程度使有人提出“是散伙呢,还是自力更生”的问题,川北农家出身的朱德早就有军垦屯田养兵的思想,他在1941年早春,踏着冰雪,勘察荒芜多年的南泥湾,决定以三五九旅为骨干,带动边区其他的部队、机关、学校一起前来垦荒,并由此发起边区大生产运动,很快扭转了困难局面,为坚持持久抗战提供了经济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虽然年届高龄,依然不忘初心,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奔波操劳。他虽然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本色。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撰写介绍朱德一生的《伟大的道路》出版,她在遗嘱中指定将该书的稿费近一万马克留给朱德,朱德却分文不取,指示用这笔钱给国家购进一大批有用的科技书籍。朱德在逝世前还嘱咐夫人康克清同志,把他省吃俭用积攒下的近二万元人民币全部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他为了践行他的信仰,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贡献了一切。

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

真正使朱德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是五四运动。运动的浪潮把大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带进泸州。朱德从这些书刊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潮。他对这些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眼界被大大打开了。从1919年下半年起,朱德就和好友孙炳文埋头书斋,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步刊物,讨论他们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他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去探寻中国的前途,感到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书刊中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俄国革命的不断胜利,给了我希望。”“凡是我能找到的有关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材料,我都读了。”他对于“苏联那种‘不做工不吃饭’的办法很感同情”,认为“单吃饭不做工,就是封建社会的寄生虫”。他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朱德考入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军事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在这里,他更多地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他偷偷阅读在进步师生中流传的《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民报》《南风报》等革命书刊,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歃血宣誓,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而奋斗。

从讲武堂毕业后,朱德追随革命党人蔡锷等参加了辛亥革命在云南的重九起义,成为攻打总督府的前驱队长。随后,又参加了保卫民主共和的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他在硝烟炮火中征战十年,却看到辛亥革命的成果丧失殆尽,国家、民族、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便陷入失望苦闷彷徨中。就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为了寻找新的救国救民之路,他毅然抛弃高官厚禄,踏上了充满惊涛骇浪的艰苦求索的旅程。

朱德以这样的诗句,表达他出国时的心境:

中山主义非无补,卡尔思潮集大成。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

朱德远赴欧洲,在柏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已是36岁,又重新开始学习,重新当普通一兵,重新开始奋斗,过饥寒交迫、风餐露宿、流离失所的生活。正是赤诚的爱国情怀、为国为民不屈不挠进取奋斗的精神,使他从一个爱国者、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敌在眼前,枪在手中,决战非遥,胜券可操”

入党后,朱德和一同出国的好友孙炳文等,一边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一边学习研究《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经常阅读中共旅欧总支部办的《赤光》、德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第三国际通讯》《共产国际》等刊物。通过这些学习,朱德初步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对中国革命和世界有关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朱德是党小组年龄最大的党员,由于他阅历丰富,待人坦诚,处事稳重,认识问题深刻,学习又十分刻苦、认真,大家对他很尊重,亲切地称他朱大哥。每次学习讨论,他都积极发言。有一次,讨论有关中国社会变革问题时,他说:“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贫穷落后,社会停滞不前。不彻底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不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军阀和帝国主义,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就不能改变,只得任人宰割,社会也不能发展和进步。”由此可见,朱德通过革命理论的学习,开始认识了拯救国家、民族与人民的道路。

孙炳文当时给国内《向导》周报写的信,反映了他和朱德学习时的心境,说:找到了“大雄无畏”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食粮”,感到“如梦初觉”,觉得“敌在眼前,枪在手中,决战非遥,胜券可操”。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找到革命真理的喜悦、投入革命斗争的渴望。他们哪里想到,中国革命道路将是多么艰巨复杂,为实现革命理想,将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将有多少流血牺牲。孙炳文在大革命洪流中回国,不久就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四一二”大屠杀中流尽一腔热血。

“黑暗是暂时的,革命会有胜利的一天”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朱德矢志不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奋斗。

朱德入党后不久,即向党表示“忠诚于革命”,要求到苏联学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年轻的中共认识到只有创建革命武装才能生存下来继续革命。这时,朱德成了中共党内无人可以比肩的军事人才,因为他曾是滇川军界赫赫有名的将领,有过十年战争经历与经验。他也确实兑现了对党的承诺,为创建人民的武装立下大功。

“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军南下失败,两万多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七八百人,许多意志不坚定者纷纷离队,就在这时,朱德挽狂澜于即倒,登高一呼:要革命的跟我走,我总有办法的,黑暗是暂时的,革命会有胜利的一天。他说到做到,以起义军余部的星星之火,燃成湘南起义的燎原之势,再与毛泽东会师井冈,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朱毛红军虽然由小到大,取得多次反“围剿”的胜利,但却因“左”倾错误的干扰而丧失了中央苏区,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48岁的朱德,是长征高层领导中最年长者,但他为了节省强壮战力而不要配备的担架,只要两匹马,一匹用来驮文件,一匹用来接护总部队伍的伤病员。两年长征,朱德经历了全过程,而且比毛泽东等多走了一万多里,其中的艰险曲折难以想象。作为红军总司令,他一直站在这支钢铁队伍的前列,不仅要指挥部队在枪林弹雨中闯关夺隘,还要对“左”倾军事错误、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又分离后,他促成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北上,终于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大会师。正是他有坚如磐石的革命信念,才有万难不屈的意志,才得到毛泽东的赞誉:“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

朱德的革命信仰,还反映在中华民族拯救危亡的抗日战争中。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朱德挥笔写下这样的抗日誓言:

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复图占外蒙,又侵我华北,非灭亡我全国不止。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

朱德率八路军三个师,迎着日本侵略军的凶焰开赴华北前线,很快以平型关大捷振奋了全国军民,又迅速在敌后战略展开,创建了一批抗日根据地。他在抗战的最初三年,两度往返太行山与延安之间,多次穿越敌人封锁线,艰险备尝。他1940年返回延安时,八路军已由出发时的三万人发展到四十万人,破除了当初有人对红军到抗日前线越战越少的担心。

革命的信仰不是空洞的口号,而要付诸切实的行动。朱德回延安时,陕北根据地面临着极度困难,困难的程度使有人提出“是散伙呢,还是自力更生”的问题,川北农家出身的朱德早就有军垦屯田养兵的思想,他在1941年早春,踏着冰雪,勘察荒芜多年的南泥湾,决定以三五九旅为骨干,带动边区其他的部队、机关、学校一起前来垦荒,并由此发起边区大生产运动,很快扭转了困难局面,为坚持持久抗战提供了经济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虽然年届高龄,依然不忘初心,为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奔波操劳。他虽然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本色。一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撰写介绍朱德一生的《伟大的道路》出版,她在遗嘱中指定将该书的稿费近一万马克留给朱德,朱德却分文不取,指示用这笔钱给国家购进一大批有用的科技书籍。朱德在逝世前还嘱咐夫人康克清同志,把他省吃俭用积攒下的近二万元人民币全部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他为了践行他的信仰,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贡献了一切。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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