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兵

2019-08-12 作者:中国史   |   浏览(167)

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里,新四军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新四军,在近十年的历史征程中,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成为党的初心的模范践行者。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火,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193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年7月,就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一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为全国人民指明抗战的前景,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历史责任。

人民;根据地;黑热病;新四军;抗日民主政府

大家上午好!

进入1938年,毛泽东一直在思考这件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事:怎样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毛泽东的结论是:“兵民是胜利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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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看,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原因看,既有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奋起抵抗的内在原因,也有世界各国人民给予支持和帮助的外在原因。从两个原因的主次关系看,内在原因起了决定性作用。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内在原因看,起作用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但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我就围绕这个问题作个发言,谈五个问题与大家探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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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里,新四军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当年流传的“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民谣,正是拥军爱民的真实写照。这种鱼水深情,成为凝聚党心民心军心的坚强力量,成为新四军战胜艰难险阻的强大武器。

我谈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和最坚决的抗击者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撰写《论持久战》

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新四军,在近十年的历史征程中,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成为党的初心的模范践行者。

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什么态度,这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能得到民众拥护、是否能领导和影响民众的一个重要标尺。而能否广泛地组织和发动民众,这是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的前提和条件。众所周知,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从日本帝国主义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的。这个时间比1939年9月德国侵略波兰早8年,比1941年6月德国进攻莫斯科和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早10年。尽管这时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局部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毅然决然地立即发起了抗战号召和组织开展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即9月19日、20日,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共中央就先后分别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和《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2年4月,成立还不到半年时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这比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早9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和武装当时虽然力量还很弱小,而且没有所谓的合法地位,还不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但是,却表现出了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责任和使命担当。

一场跨越历史长空的讲演,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擎起抗日重任,保障人民安定环境。日军占领长三角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沦陷区的普通群众,人心惶惶、消极悲观;被日军击溃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毫无斗志,军纪涣散。为了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新四军挺进敌后,义不容辞地擎起民族抗日的重任,带领各阶层人民群众保家卫国。全面抗战期间,新四军对日伪大小作战2.46万次,毙伤俘日伪军41.79万人(另有5万多日伪军投诚),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收复国土25.3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20万人,开创了8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也得到迅猛发展,主力部队达到21万人,地方部队近10万人,民兵96万人。朱德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如许的史无前例的伟大功业,不但是由于八路军、新四军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战术,而且是由于我全体将士的艰苦卓绝、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全连八十二人全部殉国的淮北刘老庄战斗……无一不是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毛泽东在《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一文中也高度评价新四军“已经成了华中人民的长城,成了华中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开展了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由局部抗战逐步转向全民族抗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奋起抵抗,组织了各种抵抗武装。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东北抗日义勇军等武装力量的联系,并组织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在此前后中共中央陆续派出了杨靖宇、赵一曼等多批干部到东北工作,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量。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最后都英勇牺牲,成为受后人景仰的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英雄。到1933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等几支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从1936年初到1937年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东北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陆续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共有11个军3万多人,开辟了三大游击区,同日伪军进行了数千次的战斗,曾粉碎敌人上百次“讨伐”,歼灭日军1万余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侵华日军,支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努力下,中国大地形成了一股要求团结抗日的历史潮流。

在毛泽东看来,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在这个关键时刻,有必要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阐明抗战的前途和道路。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

民主建政施政,维护人民民主权益。刘少奇、陈毅等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示,在根据地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普遍发动群众民主建政。参议会及“三三制”的形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体现了民意和时代特点,成为抗日根据地民主建政的典范。抗日民主政权的民主不仅体现在领导机关建设上,更体现在以农村基层政权选举为载体的对广大公民民主权力的尊重和落实上。建政初,党便选派干部深入农村建立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各种群众团体,组织、发动广大民众开展公民意识教育。基层选举中,各根据地建立选举委员会,划分选区、审查并公布公民资格、制定公选誓约,组织竞选演说,创造性地提出了豆选法、烧洞法等为农民认可的投票形式,彻底改变了基层政权的面貌,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党政领导还积极探索民主施政的路径,加强法治建设,制定和颁布相关条例办法,保障人民民主权益。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提高了共产党和新四军在各党派、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心目中的威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深了党群、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巩固了党在华中根据地的执政基础。

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参与和推动国民党内的抗日派进行局部抵抗。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国民党第19路军发起淞沪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支援。1933年6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等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掀起了察哈尔抗战,中国共产党派遣了300多名共产党员参与其中,这次抗战曾乘胜收复了察东重镇多伦等大部分失地。吉鸿昌就是这次抗战中涌现出的闻名全国的抗日民族英雄。1936年,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发起了绥远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声援。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承担起了抗日民族先锋的历史重任。

毛泽东在讲演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

关心群众疾苦,关注人民利益诉求。新四军和地方抗日民主政府总是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在对敌斗争的艰苦环境中,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一手开展武装斗争,一手推进经济建设,努力解决民众迫切希望解决的难事、大事。如:20世纪40年代黑热病在苏北地区流行,病死率极高,新四军三师医务人员冒着被传染的危险,积极投身黑热病防治工作,帮助苏北人民治愈近千名黑热病人。再比如: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帮助盐阜区人民修筑海堤,保障了沿海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治了盐阜地区几百年来的海潮、海啸灾害。他们还领导根据地人民大力开展减租减息和军民大生产运动,倡导广大军政人员艰苦奋斗,与根据地人民同甘共苦。新四军指战员始终关注民生、爱惜民力、与民谋利、服务人民,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激发起根据地广大民众主动参与支持抗战的积极性,形成了军民团结一致抗战的巨大民族力量。

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鼓舞者和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

毛泽东认为,中国必须、也能够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持久战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3个阶段。他强调持久战的基础是广大民众。

严明军规军纪,主动接受人民监督。新四军以严格的群众纪律取信于民,每到一地,都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十项注意”。三大纪律中“爱护老百姓,不违反民众利益”是重要一条。“十项注意”内容为:上门板,捆稻草;地下扫净;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借物要送还;损失要赔偿;大便要找厕所;洗澡避开女人;进出要宣传;不杀害俘虏兵。此外,还有一些细节性的规定:如“东西不还不走,水缸不满不走,地不扫不走”的“三不走”规定,还有“一不准敲群众家门;二不准动群众一草一木;三不准大声喧哗,惊醒群众”的夜里行军“三不准”规定……新四军与各根据地还颁布一系列法纪法规,以此防范、打击公务人员的贪腐行为和赋予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检举权。他们用铁的纪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与拥护。

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是根本保证。那么,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力量是由谁团结凝聚起来的呢?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全民族抗战是谁领导和主导的呢?按理说应该由当时处在全国执政地位的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领导和主导。但是,从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过程看,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历史的特殊原因,中国的抗战则是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和主导的。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是如何形成的?又是谁倡导的、谁促成的、谁坚持和维护下来的呢?历史告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尔后,1935年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在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顺应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早在1933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二六指示信”,首次提出并开始在东北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又适时提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1936年间,中国共产党逐步实现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政策转变。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十年内战的结束,两党合作抗日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始终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宽广胸怀,捐弃前嫌,放下了国民党对共产党人血腥屠杀的深仇大恨,努力促成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为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完全胜利创造了基本条件。

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找到关键环节,毛泽东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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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又始终尽力维护统一战线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抗战就有倒退的危险,就有失败的危险,也就有使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局出发,提出“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在抗战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有效的抗击,使日军实力受到较大损耗。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手段,英美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再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敌视和畏惧,中国抗日几度出现逆转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和原则,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战到底的局面,避免了倒退,克服了危险,防止了分裂,成为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中国共产党也实际上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坚强政治领导核心。

“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姓名:陈蓉 工作单位:

我谈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抗日战争正确战略的提出者、指导者和引领者

“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

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军事力量又非常弱小,如何抗战、怎样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就至关重要。从全民族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实行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强调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途径,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这与国民党实行的仅仅依靠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形成鲜明对照。这两种不同的抗战路线,决定着中国抗日战争的不同方向和中国人民的不同命运。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而且这个胜利将会是人民的胜利。如果按照国民党片面的抗战路线,则会得到相反的结果。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不懈努力,历史和人民作了第一种选择。

毛泽东点明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性和民众的力量。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提供了战胜敌人的科学思想和正确方法。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即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的观点。1936年7月,他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提出了通过持久战取得胜利的方针。1938年5月,他集中全党的智慧撰写了《论持久战》。这部光辉的军事哲学著作深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特点,科学揭示了中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正确回答了中国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的、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以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描绘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的路线图。持久战总的战略方针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下的广大军民,也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和军队中产生积极影响,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全国抗战形势后来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论持久战》犹如一轮朝阳,拨开了人们心头上的迷雾,指明了战争的前途,大大坚定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游击战的战略理论及一系列与之相配合的战略战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略战术是由中国的国情和中日双方各自的特点所决定的,它也是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下正确战略战术的展开和具体实施。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等,指出红军作战的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强调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由于敌强我弱以及由此产生的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主要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之深远后方独立作战,担负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它是长期贯穿于抗日战争的战争形式,是敌强我弱形势下人民战争的最佳方式,是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积小胜为大胜,从游击军和游击战逐步向正规军和正规战发展,最终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独特有效战法。

在讲演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这一著名论断。毛泽东说:

我谈的第四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成为整个抗战的有生力量、中坚力量和主力

“兵民是胜利之本。”

如上所述,领导和主导中国全民族抗战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抗战的特殊领导和组织形式。而中国的抗日战场由于国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不同、抗战路线和战略战术不同,形成了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这又造成了中国抗战的特殊战略布局。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领导的武装力量,采取先山区、后平原,波浪式向前推进的方式,先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创建了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敌后战场的形成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不但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战略图谋,而且构成了对日军后方的致命威胁。敌后战场的开辟是侵华日军对中国停止战略进攻的重要原因之一。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成为敌我力量消长变化的关键因素。到战略反攻阶段时,敌后战场成为全面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前沿阵地。敌后战场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轨迹,逐步成为中国坚持抗战和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这些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与敌人作战的立足点,是牵制、袭扰、消灭敌人的出发地和前沿阵地,是实施游击战争的基本条件。这些区域不是从国民党政府的手中划定而得到的,而是从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又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夺回来的。在抗日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把坚持抗战与实现民主统一起来,加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通过各项建设,抗日根据地不仅成为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坚强阵地和全国抗战的重要堡垒,而且成为抗日民主建设的典范和新中国社会的雏形。这一切与国民党统治区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强烈的反差。

“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论断,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内容。把人民群众看成和军队一样,都是战争的主体,这是毛泽东的独创。

在开辟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抗战的骨干和主力。在战略防御阶段,随着日军进攻的深入和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八路军、新四军果断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创建抗日根据地,成为遏止日军持续进攻的生力军。全民族抗战一开始,八路军115师就取得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抗战信心。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在战略防御阶段的一年多时间里,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总人口达到5000万以上。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范围,从陕甘宁一隅迅速发展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造成对日军重点占领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局面。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8万人,俘虏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公里,桥梁、隧洞和火车站260多处,导致日军赖以运输兵力和物资的华北主要交通线瘫痪,迫使日军将兵力转向后方,迟滞了日军南下的步伐。从抗战全局看,构成了与正面战场相对应,在战略上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策应的,独立的广大的敌后战场。在全民族的抗战中,敌后战场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重要因素。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有力地证明这个问题。从1938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1938年59%,1939年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与正面战场常规作战的一次次战役不同,敌后游击战的重点是面而不是点,是持续而不是阶段,是整体而不是个别,是战略而不是战役,实质上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场特殊的战略大会战。在极为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灵活多样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围困战、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等,使日伪军犹如困兽,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可自拔。日本旧陆海军档案和战史丛书里,有众多“治安战”的记载,充斥着对中共游击战无可奈何的感叹。可以说,这一时期,敌后游击战成为消耗日军力量最为恰当的攻势战略,也成为消耗日军胆略与士气最为有效的心理战略,为改变中日战争力量对比,促使中国度过最为艰难、也最为重要的相持阶段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43年敌后战场部分地区开展了攻势作战,1944年开始进入局部反攻阶段,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开始全面反攻。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已处在解放区包围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际上承担起对日军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到1945年底,在全面反攻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共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在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收复国土100余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1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开辟的敌后战场,坚持长期艰苦抗战,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独当一面的抗日战场,同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中坚力量。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写道:“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连当年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认为:八路军“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由此可见,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敌后游击战场的关键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是不容抹煞的,是显而易见的。

《论持久战》的讲演,很快以著作形式传遍全国,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程思远在《我的回忆》中曾经这样说道:

我谈的第五个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弘扬和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被侵略、受欺辱的中华民族能否取得胜利、能否获得解放,精神的力量不可或缺,精神的作用十分重要。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野蛮凶狠,惨无人道,其铁蹄践踏之下,中国大地到处是人间地狱,城市遭到轰炸,村庄遭到焚毁,无辜平民遭到杀戮,妇女遭到奸淫,大好河山遭到蹂躏。面对侵略者的残暴与横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以高昂的抗日热情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感染和激励着中国人民。毛泽东就曾指出:“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中国共产党人以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为铸就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输入了新鲜血液,注入了深刻内涵。

《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说:

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艰苦卓绝的战争。他们兵力弱小,装备落后,却要面对强大的日军的反复“扫荡”,而日本法西斯实行的是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人包围中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大多是穷乡僻壤,物质条件极为贫乏,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不怕困难,不畏强暴,英勇杀敌。因此,在消灭了大量敌人的同时,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指战员伤亡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伤亡600余万人。其中,晋察冀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71万人,晋冀鲁豫根据地伤亡的群众约120余万人。当时,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最大时才100余万平方公里,只占全国总面积不到1/9。人口最多时也才约1亿,也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约1/4。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以非常有限的资源,直接取得如此巨大的抗战胜利成果,实属不易。

“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

最后,我以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点感悟作发言的结束语

“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回顾和重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这段历史,它告诉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伟大历史转折点,也成为人类和平正义事业不可逆转的伟大历史坐标。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候,它一诞生就肩负起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推动者、践行者,也是人类和平正义事业的坚定捍卫者、维护者。历史启迪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所系,前途所在。今天,我们研究和回顾这段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以此来唤醒我们的历史记忆。历史是不可忘记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历史可以警示当下,烛照未来,它可以作为我们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开拓进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一篇《论持久战》,从讲演到传播,都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也展现了毛泽东的世界眼光。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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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谈话

打败日本侵略者,必须实行全国军民总动员

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反对并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为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

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抗战路线。全国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成为引领全民族抗战的指南。

中国共产党主导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再次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开赴抗日战场,一方面同国民党军队并肩作战,始终注意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的、战役的乃至战斗的协同与配合;另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向敌后挺进,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于是,抗日战争形成两个战场,即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寇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

毛泽东十分重视抗日战争中的政治动员工作。动员什么?核心还是“动员全中国人民”。他说:

“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

“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

毛泽东阐述了动员全体兵民的根本要领。他说:

“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

“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

怎样去动员?毛泽东说道:

“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

“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实践证明,毛泽东抗战时期的政治动员思想是十分正确的,把握了抗日战争发展进程中的基本规律,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战争向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向发展,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在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比较有效的抗击,使日军实力受到比较大的消耗。

1937年9月下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利用有利地形,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平型关战斗,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仗,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的威望。

1938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中国军队运用阵地战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法,在台儿庄地区对孤军深入的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和前来增援的第五师团坂本支队,进行英勇顽强的阻击和外线迂回包围。经过数日激战,最终打败进攻之敌,歼灭日军1万余人。台儿庄大捷,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以及山东、河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工人武装,进行破袭战,炸毁桥梁,拆除路轨,阻滞日军的运输,有力地支援了台儿庄作战。

由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抵抗政策,先后组织了南口、张家口、淞沪、忻口、太原、南京、武汉等大规模的战役和会战。这些正面战场的抵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军企图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对抗战持久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国民政府的积极行动,“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1938年,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也是对中国全面抗战10个月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又是指导中国全面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指南。

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心态和政略简言之就是“一箭三雕”之计: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抗战中削弱以至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武装;削弱或消灭各地各派名服中央而实独立、半独立的军阀,最终完成他心目中的建国计划。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国民党方面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不敢真正发动全国民众实行全民族的抗战。

对此,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因为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几个月来许多土地的丧失,许多军队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现在的抗战虽然是革命的,但是它的革命性不完全,就是因为还不是群众战。”

正是因为依靠人民、动员人民,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武装工作队等,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坚持中国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很大支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决心实践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这种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全中国人手执武器走上了民族自卫战争的战场。”当时,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庄户人家写下这样一副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这是中华儿女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这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誓言。这副对联既反映了全国老百姓都觉醒了,也说明了我们党动员人民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是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在战略相持阶段,特别是从1941年起,日军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和抗日根据地作为主要进攻对象。1942年,日军在华北、华中有55万余人,其中用于巩固占领区的约有33.2万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担负起抗击日军的主要责任。1940年8月,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囚笼”政策,八路军对华北日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即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获1.8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

谈起百团大战,当年亲历这次战役的聂荣臻满怀胜利豪情地说,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战役,前后历时3个半月。这次战役,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它严重打击了敌人妄图分割我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钳制了敌人大量兵力,拖住了它进攻正面战场的后腿,遏止了当时妥协投降的暗流,全国军民莫不感到欢欣鼓舞。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承担着对日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从1943年起,敌后战场逐步扭转困难局面,在一些地区开展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1944年开始局部反攻。到1945年春,全国已有19个解放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于1945年8月开始全面反攻。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已处在解放区包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际承担起对日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各解放区立即组织反攻大军,陆续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

事实是最好的证人。当日本宣布投降时,长期在东北战斗的,在华北、华中等地包围各重要城市的,不是别人,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军队主力一直集中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

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共产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

中国共产党树立了英勇抗战的楷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八路军的“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的“刘老庄连”、东北抗联的“八女投江”等共产党领导下的英雄群体,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为代表的众多优秀共产党人,为抗战胜利流尽最后一滴血。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作出了极大的牺牲,指战员伤亡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牺牲巨大,伤亡达600余万人。敌后军民以高度的献身精神坚持战斗,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英雄群体和优秀个人以及广大英勇为国捐躯者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载史册。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政治报告,其中说道:“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也证实了毛泽东的伟大预言:

“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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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延安农民踊跃交粮支援抗日战争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

从党、军队和人民的关系来看,我们党和军队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时,这个村子的老百姓看到的是一支衣衫褴褛、面容疲惫、抬着许多担架的军队,误把“红”字听成了“奉”,以为是正在围剿红军的东北军,他们过去的名称是“奉军”。奉军一向以军纪败坏而著称,老百姓听到后大都跑到附近的山上躲藏起来,只留下老弱病残,在窑洞里观察这支新来的队伍。他们发现,这支军队不进民房,在场院里埋锅造饭,挑水扫院子。老百姓终于知道,这是从南方来的红军,“和刘志丹的队伍一样”。群众开始从附近的山里回到家,让“南方红军”住进了简陋却温暖的窑洞。虽然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也很差,但是面对来自南方的红军,老百姓纷纷把自家的粮食拿出来,帮助他们解决吃饭问题。

此刻,陕甘根据地才出现了民歌里唱的那种热烈场面:“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那亲人迎进来。”

毛泽东曾感慨地说:“不是这块地方,我们下不了地。”

毛泽东曾经预言:如果国民党也学红军的长途转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援助。陈云也将“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列为长征取得胜利的三大原因之一。贺龙在总结长征时,也说“国民党军队靠飞机大炮。我们红军靠什么?靠群众”。

我们党能不能够赢得胜利,归根到底取决于能不能够赢得群众。长征中,我们党紧紧地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坚持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众志成城,战胜了无数艰难困苦和强大凶恶的敌人,谱就了长征胜利的激越凯歌。

在抗日战争年代,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麻雀战都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解放战争后期的战略决战中,党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巨大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支援这场空前规模的大决战。据统计,在三大战役中,动员民工累计达880余万人次,人民群众出动支前的大小车辆141万辆,担架36万余副,牲畜260余万头,粮食4.25亿公斤。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如果没有群众的伟大力量,要取得全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军事胜利从来不是单靠军队来实现的。三大战略决战能获得胜利,一个基本原因是民众的支持,不断以人力物力支援前线。这同国民党军队屡屡弹尽粮绝,陷入绝境,形成鲜明的对照。能不能得到民众的全力支持,确实是战争能不能取得胜利的根本问题。

1961年1月16日,叶剑英在《伟大的战略决战》一文中,说清了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在三大战役中,各地组织了广大的人民群众,随军执行战勤任务。辽沈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一万三千八百余副担架,三万六千七百余辆大车,九万六千余民工,随军行动。淮海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二百余万民工,支援前线,使我军与民工的比例达到了一兵一民、一兵二民、甚至一兵三民。在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和热情鼓舞下,人民解放军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真正的力量属于人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

毛泽东曾说过: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他多次提醒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注意,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人民群众,忘记了人民群众,“就是读100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

毛泽东的这些话语及其表达的思想,早已深深地扎根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将士们的心里。

1964年10月13日,贺龙谈起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感触颇深地说道:

“在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战争中,革命人民在武器装备方面,开始的时候总是落后于敌人的。但是只要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就可以战胜强大的敌人。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然如此。数以万计的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真正的天罗地网。任何敢于侵犯我们的敌人,都将在我‘全民皆兵’的汪洋大海中,遭到灭顶之灾。”

1978年8月4日,聂荣臻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谈起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时,是这样说的:

“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核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论武器如何发展,都改变不了人民战争的规律,改变不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根本原理。”

“人民战争是我们的根本优势,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过去靠它,现在靠它,将来还是靠它。”

直到现在,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仍然闪耀着不变的光芒。2013年7月8日和7月15日,习近平两次在有关军队工作的重要会议上,重温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说道:

“革命战争年代,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不论形势如何发展,人民战争这个法宝永远不能丢,但要把握新的时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特点新要求,创新内容和方式方法,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

原载: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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