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

2020-03-12 作者:中国史   |   浏览(198)

时间:2007-3-10 10:57:28 来源:不详

时间:2007-3-10 10:57:32 来源:不详

近代经济史研究曾是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八十年代初,有学者提出,要推动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突破口当选在狠抓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光明日报》1981年2月17日)。不管人们是否都赞成此种观点,其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确实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时间:2007-3-10 10:57:27 来源:不详

本文着重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中国原有经济结构的变化,从中观察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所处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所赋予它的特点,为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一定的背景材料。

这篇文章是我近几年来探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必须涉及到的重要方面。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手工业状况的研究,在近三十年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中,有很大的进展。虽然现在离作出结论还很遥远,但已经取得的成果,却斐然可观。对比之下,中国近代手工业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问题,也就是,进入中国近代社会以后,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手工业,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它和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似乎就比较缺乏。究竟为什么讨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呢?下文是什么呢?不错,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也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没有这个“如果”,又是怎样呢?这么一问,我们现在提出来讨论的这个问题,也许就有点意义。

金沙澳门官网,迄今近代经济史研究涉及了广泛的领域:工业、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外贸、金融业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地区经济;清政府及民国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赋税结构、内外国债、货币制度,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征与历史作用问题,是研究者长期关注的热点。与此相应,许多学者对洋务工业的兴起,外资企业在华活动,以及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迫等问题,也都作了研究。并且,围绕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资本原始积累、民族市场的形成、资产阶级的构成以及洋务工业的评价等问题,学者们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争鸣。

中国资本主义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分成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两个部分,这是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它符合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实际,也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践所完全证实。

本文对过去学术界关于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讨论也发表了一些看法。

不言而喻,这并非说中国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关系的问题,过去完全没有研究。不,不是这样。就从建国以后算起,三十多年来,这个问题,不但有不少学者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而且可以说有了一个相当稳定的看法。根据我的粗浅了解,到现在为止,在中国近代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产生的关系上,为大多数学者所同意的观点是:这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也就是说,鸦片战争前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将发展为资本主义,鸦片战争以后,这种内在的联系,仍然存在,中国的现代资本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已经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关系是什么?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首先就遇到的重大问题。

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两个部分产生的研究,是一个还没有很好开辟的学术阵地。已有的研究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但是许多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直到目前,一个为许多人所接受的看法,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探讨。这个看法是:由于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性质不同,因此,两者的产生,也必然沿着截然不同的途径。从早期的洋务派企业到北洋军阀官僚资本以至四大家族的形成,这是官僚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一条途径。而早期的民间近代企业,则是继承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来的,由此而发展为民族资本主义。

关于辛亥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是整个辛亥革命历史研究工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而要使这一研究富有成果,就需要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1][2][3][4][5][6][7][8][9][10] ... 下一页 >>

林增平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一文以为,中国封建社会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过于微弱,鸦片战争后因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大多凋零,幸存者绝少,因之“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就缺乏原来的手工工场作为发展的基础。中国新兴的近代企业,绝大部分是从无到有,把西方已有的企业成套地移植过来的”。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同样强调,中国近代工业是鸦片战争后“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

这样一个论断,至少包括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资产阶级的产生,严格地讲,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式建立之后。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并不能产生资产阶级,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过去有过比较广泛和深入的讨论。讨论中对于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过程中是否出现了市民等级,有不同的看法;但在是否出现了资产阶级这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这就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是在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出现以后。

吴承明对此持异议。他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一文中详细考察了鸦片战争前后手工业变化情况后指出: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这一过程,同样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鸦片战争前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只有踹布和刨烟业两个行业在鸦片战争后被外国商品代替了,其余都维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工业过渡。因之,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得以产生的途径之一。所谓鸦片战争后西方工业品对传统手工业的破坏被夸大了,“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未中断”。

一、中国早期的民间近代企业和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究竟存在一种什么关系?二者之间,有没有继承关系?如果有,它是怎样继承的?这种“继承”又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或者不是主要的,那么主要的途径又是什么?

[1][2][3][4][5][6][7][8][9][10] ... 下一页 >>

汪敬虞选取一般论者公认最有可能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的福建茶园、云南铜矿和四川盐井三个行业进行了具体考察,则提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估计应当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他在《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说:“割断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联系,认为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出现,这是一种极端。反之,不承认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强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联系,把它看成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这是另一个极端。”

二、洋务派的企业和中国的

与此相关,研究者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年代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以往一般都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近年来有些学者以为当提前到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否则便是在实际上忽视了此期 “新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出现和发展”,忽视了此期“买办已经形成为一个社会集团”,忽视了此期“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在发展”。换言之,即忽视了近代早期这三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郭羊林、陈绍闻:《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时期及其结构》,见《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

[1][2][3][4][5][6][7][8][9][10] ... 下一页 >>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产生便包含着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此种结构是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资本形态相联系的。姜铎在《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与西欧、日本不同,就在于一开始就有存在着官僚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两种不同的形态,因之,“必然相应地产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的本国资产阶级”。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买办性”和“封建性”的有无或多少,“是区分二个阶级的根本标志”。也惟其如此,二者在近代中国社会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在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也不同。前者所起的是反动与消极的作用,后者则是起着积极与进步的作用。他以为上述两种资本形态与两种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清政府垮台的50年,是“初步形成阶段”;从袁世凯窃权到1927年北洋军阀政府垮台为止的16年,是其“发展阶段”;从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建立反动政权至1949年垮台为止的22年间,是其“最后定型阶段”。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合着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对此有更具体的论说。

有些学者对此持异议,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分。他们以为“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企业,虽有多种形式,但都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具有明显的抵制作用,因此都属于民族资本主义”(《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简况》,《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既然肯定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人所办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那就意味着当时并不存在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也就不存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要晚到1927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之后才出现,这就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学术界通常又认为其有上、中、下三层的分别。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新的看法,以为很难区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即使存在这种阶层的差别,也与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没有必然的联系,支持革命者不乏所谓的上层,反之,对抗革命者也不乏所谓的中下层。因之,立宪派未必是上层的政治代表,革命派也未必仅代表中下层的利益(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林增平在《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一文中,不赞成上述的意见。他指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因某些原故或特定社会关系的影响,一定阶级或阶层中若干成员的好恶和政治态度,同他所属阶级或阶层的动态和向背很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是屡见不鲜的。肯定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是指它的主张纲领或章程、宣言之类,以及它的成员所进行的活动,确属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意愿、要求及其所要实现的任务,而不是以若干上层人士对立宪派所持的态度作为依据。对于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也应当作如是观。

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力量,它的形成时间应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

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期间出现的,洋务企业包括军用工业与民用工业,因之,探讨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便不能不成为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些研究者认为,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不从事商品生产,生产目的不在追求利润,它只具有封建性与买办性,不具备资本主义性质。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军用工业是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产物,并无任何积极的作用:对外它难以“御侮”,对内除镇压人民外,复加重人民负担,“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洋务派的军用工业使用新式机器,雇用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价值规律在生产中起作用,不仅清政府调拨各军营的军火是“计价” 的,计价就具有商品的性质,而且各制造局的工人多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即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故其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明显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社会科学》1982年第9期)。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不否定清政府创办这些军用工业具有镇压人民革命的目的和作用,但是又以为,它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推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

以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形式为主体的民用工业,属于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是为学者们的共识。但是,其性质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还是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研究者却又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有的研究者认为,官督商办企业体现着“大官僚和大买办的结合”,封建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种反动势力的代理人的结合”。它依附外国资本,压抑私人投资,终究被引上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另有研究者虽然也肯定它属早期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并不持完全否定的观点,而认为“早期官僚资本虽一开始就具有反动本质,但也包含着若干进步性因素,就促进民族资本产生来说,进步作用还是主要的”(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中华学术论文集》)。还有的研究者以为,官督商办企业一开始便存在着走向官僚资本与走向民族资本两种前途。他们肯定洋务企业具有封建性和垄断性,但是强调它与后来的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封建性和垄断性,不属同一个范畴,不应等量齐观。(汪敬虞:《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

此外,也有的研究者不认为洋务企业属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而主张称之为“国家资本”。丁日初以为,“叫国家资本比较恰当”,“因为企业所有权属于国家,不是官僚的私产。企业在前一个政府倒台后就被后一个政府所接管”。黄逸平进而补充指出,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在其时同属于民族资本。胡滨、李时岳的观点更为明确:洋务运动时期,“只有一种资本,就是民族资本”,不存在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持这样观点的研究者自然都肯定洋务企业具有“民族性”,即具有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积极作用。

本文由金沙澳门官网发布于中国史,转载请注明出处: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