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红山玉文化五千年,一人独尊

2019-11-09 作者:文物考古   |   浏览(122)

内容摘要:中国玉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巴林草原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北部, “巴林”一语源出蒙古巴林部,在《蒙古秘史》中, “巴林”作“巴阿邻”, 《元史》则作“八邻”。

发布时间: 2015/2/5 0:15:36 被阅览数: 次 朱乃诚 不见武力征战却出现“一人独尊” 文明程度不高,玉器制作却很精美 农业耕作出现,原始信仰萌芽 红山文明问题,是1986年我国着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依据辽西地区牛河梁遗址群发现的红山文明的“坛、庙、冢”等遗存,经过多年的思考而提出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课题。这一课题的提出,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新高潮,并持续至今。 经过近30年的考古发掘、发现、研究、讨论,学术界对红山文明的认识得以进一步深化。让我们随着这些发现去了解5000多前的先民是如何生活的。 特殊现象:一人独尊有祀无戎玉器精美 红山文明是红山文化发展到文明阶段的社会,所以红山文明的年代并不等同于红山文化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360年至公元前2920年之间。从早到晚分可以分为四小段。第一段以牛河梁第十六地点被上层积石冢西墙叠压的N16M1、M10、M11三座墓葬为代表。第二段以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上层积石冢中心大墓N16M4为代表。第三段以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上层积石冢次中心大墓79M2及79M1、79M3三座墓葬为代表。第四段以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叠压上层积石冢南隔墙的N16M12、M13、M14、M15四座墓葬为代表。 红山文明时期社会面貌到底什么样?先民的生活以农业经济为主,虽然目前还没确定农业经济是否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候的人们已经开始了农业种植。不仅如此,他们还具有原始的信仰活动,形成了“一人独尊”的社会等级。 在几十年红山文明的探索中,学者们发现,红山文明中一直存在一些特殊的现象。 不见武力现象,没有掠夺性的战争行为,却存在着“一人独尊”所表现出的个人集权现象。这在牛河梁遗址群上层积石冢有着鲜明的体现,牛河梁第二地点二号冢中心大墓N2Z2M1、第十六地点上层积石冢中心大墓N16M4、第五地点一号冢大墓N5Z1M1,分别是牛河梁遗址群上层积石冢时期先后三个阶段的规模最大的墓葬,说明在红山文明阶段,最高等级的墓葬只有一座。 当时人们已经具有原始信仰,却无武力征战,即“有祀无戎”,这可以从红山文明的各种遗存中不见石钺等作用于武力征战的武器得到说明。当时的祭祀等宗教信仰活动很兴盛,但缺乏武器。祭祀等宗教信仰活动的目的也与战争无关,所以说那个时期是一个典型的“有祀无戎”的社会。社会的管理机构没有经过战争催化而得到加强并使其完善。 文化发展程度不高,但玉器制作十分精美,成为当时的一种特殊财富。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特殊的现象?笔者以为与当时盛行宗教信仰活动有关,即以盛行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动作为社会的凝聚力,从而形成其文明社会的各种特征与特殊现象。 可以说,红山文明是在辽西地区的农业经济略有发展的条件下,在以盛行神化宗教信仰活动作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人独尊”“有祀无戎”的等级化社会,是社会平稳发展而形成、然后自我衰亡的文明。 玉器:唯玉为葬以玉为礼 要认识清楚红山文明,玉器问题是不能回避的。红山文明的玉器与红山文化的玉器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红山文明玉器不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全部,而是红山文化发展进入文明阶段的玉器。红山文明玉器是红山文明的重要遗存,也是认识红山文明必须面对、需要诠释的重要课题。那么,哪些玉器才是红山文明的玉器呢?笔者认为,应当以考古发掘出土的牛河梁遗址群积石冢出土的玉器为主要代表进行探索。这些玉器的使用方式可以分属两大类。 第一类属于人体的装饰品,如玉臂饰、各种璧形饰、玉镯、玉箍、玉环、玉珠、玉管、几何形玉饰、玉斜口筒形器、各种冠饰等。第二类属于原始宗教某种仪式活动的道具,如玉人、兽面玉牌饰、兽面玦形玉饰、勾云形玉佩、各种兽面形玉佩、玉龟等。其中有的玉器可能具有两重使用性质,如各种玉冠饰、以及玉棒锥形器等。 这两类玉器是红山文明玉器的主体。使用的目的都是为使用者增添神秘的色彩。所以,这些玉器以及使用方式都是当时社会盛行宗教信仰活动,并将宗教信仰活动神圣化的结果。其中仪式活动的道具,大都为仿照动物以及人形,表现出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的特征。 红山人相信玉能通神。在牛河梁宏大的积石冢群中随葬的玉器,随墓葬的规格而变化组合。在级别甚高的中心大墓均有重量级玉器出土,表明玉器已作为身份和权力的象征,而拥有能使用这些玉器的人既是通神的大巫又是王者,是王权与神权的物化形式与标志。品类繁多制作精细的玉器反映出先民们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审美情趣,并由此衍生出以玉礼神的观念,“唯玉为葬”“以玉为礼”的葬俗和礼制。大量玉礼器与坛、庙、冢相结合,与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礼制的起源和发展密切相关。 玉料来源可能在本地 关于红山文明玉器的玉料来源问题,可能与兴隆洼文化玉器玉料来源问题有相同的关系。2007年,笔者曾提出兴隆洼文化玉器的玉料可能采自辽西兴隆洼文化分布区域,最近在内蒙古敖汉旗发现玉矿使得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得到突破,即红山文明玉器的玉料也有可能是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域内采集的。 关于红山文明玉器产生的时代背景。从宏观上看,红山文明玉器正经历着从片雕玉器向圆雕玉器的发展。从玉器器类上看,红山文明玉器与凌家滩文化玉器存在着大量相同的特征。由此可以看出,红山文明玉器是我国东部从长江下游地区至辽西地区史前文化发展与交流的基础上,在辽西地区产生的一个具有时代与地域特征的文化现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文化报 编辑:秋痕

追寻红山玉文化五千年 发布时间:2017-09-01文章出处:人民政协网—人民政协报作者:刘国祥点击率:

 

关键词:巴林;草原;玉文化;中华文明;红山文化


中华民族爱玉和用玉的传统始自兴隆洼文化时期,距今已有8000余年的历史,并且延续至今,未曾中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之一。

一、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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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早期发展阶段,玉器是贯通天地、沟通祖灵和神灵、彰显礼仪的核心物质载体;秦汉以后至明清,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中,玉器发挥了延续文明血脉、凝聚民族的共识等重要功能,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之一。

       回顾近40年来红山玉器科学系统的研究,特别是随着1980年以来牛河梁遗址群调查和发掘工作顺利的展开,出土了一批层位关系明确和遗迹单位组合清晰红山文化的玉器,备受中外学术界之关注[1]。其中,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丰富多彩,以其独特的造型甚受注目,成为探索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进程中重要的关键。2008年8月13日,我们在赤峰学院,正式启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红山文化玉器工艺研究” 的项目。随后,红山文化玉器工艺研究工作小组先后在赤峰和朝阳等地博物馆,对各地出土的红山玉器,进行了广泛调查和纪录[2]。同年10月30日至11月17日,幸蒙郭大顺先生的照拂,我们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辽宁省博物馆的协助下,得以顺利对牛河梁遗址群的如下地点:包括牛2Z2M1[3]、牛2Z3[4]、牛2M4[5]、牛2M21[6]、牛2M27[7]、牛5M1[8]、牛16M2[9]和牛16M4[10]出土的玉器,进行多角度数码拍摄、文字记录和硅胶微痕复制等。这篇论文的内容,主要是依据是次观察玉器的成果,从工艺技术上初步探索,更详细的研究报告,有待今后的发表。

  中国玉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夏鼐先生曾经指出:“全世界有三个地方以玉器工艺闻名,即中国、中美洲(墨西哥)和新西兰,其中以中国的最为源远流长。”

这也可以说,鉴于距今5300~5000年左右,红山文明已正式形成,因此,红山文化玉器的成就亦可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玉器技术结构的相关概念,包括如玉料来源、矿物分析、玉器出土状况、制作工艺、类型组合与功能、使用后变形、玉器社会中流传、玉器社会价值递变、玉器埋藏后变化等,均是考古学研究所热切关注的[11]。近年来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大量的出土,如雨后春笋。这些玉器研究基础性的工作,不外乎是如何就玉器制作与消费过程中,对各种的资料作出正确的观察、分析和记录,否则相关出土玉器的资料价值,可能会变得毫无意义。换句话说,本文是从玉器技术角度作为一个介入点,为牛河梁遗址群相关玉器工艺资料的积蓄,为今后红山文化玉器深入的研究,提供对比的基础。这篇文章是对牛河梁遗址玉器技术体系思考的尝试,乞请大方之家指正。

  巴林草原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北部,“巴林”一语源出蒙古巴林部,在《蒙古秘史》中,“巴林”作“巴阿邻”,《元史》则作“八邻”。现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表明,巴林草原史前玉器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为兴隆洼文化阶段,距今约8200—7200年;红山文化阶段,距今约6500—5000年。由此,巴林草原史前玉器成为探索中华八千年玉文化起源和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物质载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935年,日本人发掘了赤峰红山后遗址;1954年,我国着名考古学家尹达先生首次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红山文化研究多年来已成为考古学界中的显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红山文化发现和研究历程中,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红山文化研究的重点是文化内涵特征、源流关系与文化交流等领域,其中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的交流关系亦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牛河梁遗址的正式考古发掘工作始自1983年,此前经过调查和试掘,直到今天,田野考古工作仍在继续。2012年底,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着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正式出版,系统刊发了20余年牛河梁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材料,对于深入推动红山文化与辽西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牛河梁遗址分布范围广达50平方千米,发现坛、庙、冢等祭祀和墓葬遗存,出土一批具有典型地域特征和时代风格的红山文化玉器,也使得红山文化玉器群最终得以科学确认,成为中国史前玉器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期的代表。 以牛河梁遗址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为参照,国内外博物馆早年征集、收藏的红山文化玉器的文化性质与年代得以确认,进一步丰富了对于红山文化玉器内涵的认识。 由此可见,牛河梁遗址的发掘和成组玉器的出土,使得学术界广泛关注红山文化与辽西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关系及其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所发挥的作用。这也就是说,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雕琢和使用能够深刻反映辽西地区史前社会的重要变革,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红山文化玉雕工艺技术的飞跃性进步 史前时期玉雕工艺技术的进步是判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判定当时社会是否拥有高等级技术能力的重要实证之一。红山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承继了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传统,在玉雕工艺技术方面具有明显的传承轨迹。 兴隆洼文化玉器是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将我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历史上推至距今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创了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玉玦是兴隆洼文化最典型的器类之一,通常成对出自墓主人耳部,是目前所知世界范围内年代最早的耳饰。红山文化早期资料零散,目前尚未发现玉器;红山文化中期玉器发现数量较少,目前仅知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的一座墓葬内出土一对玉玦,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判断,兴隆洼文化玉器是红山文化玉器的直接源头。 红山文化晚期,玉器的种类和数量显着增多,玉雕技术取得飞跃性进步。线切割技术始自兴隆洼文化,在红山文化晚期依旧流行,技法更加娴熟,不仅用于玉料的切割,在制作斜口筒形玉器、曲面牌饰等器类上广泛使用。 同时,红山文化晚期的玉雕匠人掌握了锯片状切割技术,器体扁薄、形体较大的勾云形玉器、玉凤等均采用锯片状切割技术进行加工。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27号墓内出土一件勾云形玉器,长28.6厘米、宽9.8厘米,是目前所知形体最大的一件红山文化玉器,其背面留有一道长达l4.6厘米的锯片状切割痕迹。玉器的抛光、施纹、钻孔等工艺技术更加规范和成熟。从出土文物来看,几乎所有玉器表面均经过抛光处理,部分器类的局部或通体雕琢出各种纹样,如阴刻线纹、瓦沟纹、凸棱纹、网格纹、几何形纹样等。阴刻线纹主要用来表现动物形体的各部位器官及外部轮廓特征;瓦沟纹主要雕琢在勾云形玉器的正面和曲面牌饰的正面;凸棱纹主要雕琢在棒形器的一端,龟的背部,鸮、蚕等器体的外侧;网格纹和几何形纹样分别见于赛沁塔拉、东拐棒沟C形玉龙的额顶、下颌部位和尖山子玉猪龙的背部。 红山文化玉器上的钻孔比较普遍,有单面钻成的圆孔或自两面相对直钻而成的长孔,还有自两侧斜钻而成的洞孔,后者为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钻孔方式。 从造型题材看,红山文化玉器可以分为装饰类、工具或武器类、人物类、动物类、特殊题材类。装饰类玉器主要有玦、环、管、珠等。玉玦是兴隆洼文化和赵宝沟文化的典型器类,至红山文化中期依然流行;然而至红山文化晚期,耳部佩戴玉玦的习俗几乎消失,这是辽西地区史前用玉制度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牛河梁上层积石冢遗存共出土145件玉器,其中玉玦仅有1件,出自墓主人右侧胸部,未作为耳饰使用。工具或武器类玉器主要有斧、锛、凿、钺、棒形器等。兴隆洼文化工具类玉器与石质同类器造型相近,但形体明显偏小。红山文化工具类玉器与石质同类器造型相近,形体相当,有的明显偏大。人物类玉器较少,正式发掘出土的整身玉人仅有l件,出自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4号大型墓内,通高18.5厘米,采用带有红褐色皮壳籽料雕琢而成。动物类玉器主要有龙、兽面形器、鸟、鸮、鹰、龟、鱼、蚕等。动物类玉器的造型特征突出,气韵生动,充满灵性,是红山文化晚期玉器雕琢工艺取得飞跃性进步的重要体现。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一号积石冢l号大型墓内出土2件玉龟,分别放置在墓主人左、右手部位,一雌一雄,特征鲜明,充分体现出红山文化先民娴熟的玉雕工艺技术、精细入微的生活观察能力及特定的原始宗教观念。 红山文化特殊类玉器是为满足宗教典礼的特殊需求雕琢而成的,造型奇特,工艺复杂,寓意深刻,主要器类有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璧、双联璧、三联璧等。动物类和特殊类玉器的大量雕琢和广泛使用,突破了辽西地区原有的玉器造型传统,从出土数量和分布地域看,勾云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和玉猪龙应为红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三种器类,对夏商周时期的玉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玉人和玉凤具有独特的专属功能,共出在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阶段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墓葬内,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王者用器。 红山文化晚期形成以玉为载体的礼制形态 红山文化玉器绝大多数出自积石冢石棺墓内,而积石冢代表一种特殊形式的埋葬制度,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出现,规模偏小,分布零散;至红山文化时期发展成熟。冢地多选择在山梁或土丘的顶部,外观呈方形、圆形或方圆结合。通常情况下,积石的下面埋有墓葬。 积石冢的规模大小不一,有单冢与多冢之分,也有积石冢与祭坛并列分布,应为大型埋葬和祭祀中心。牛河梁遗址第三、五、十六地点均为单冢,第二地点分布有四冢二坛,结构复杂,规模最大。分布在积石冢内石棺墓的规模也有大、小型之分,大型石棺墓多位于积石冢内中心部位,圹穴和石棺的规模较大且深;小型石棺墓主要分布在积石冢内边缘部位,圹穴和石棺规模较小且浅。 从随葬玉器的数量看,大型石棺墓内随葬的玉器明显多于小型石棺墓。牛河梁遗址第二、三、五、十六地点共清理上层积石冢阶段的石棺墓66座,出土随葬玉器的有37座,出土玉器总数为145件。大型石棺墓内随葬玉器的数量为7~20件,小型石棺墓内随葬玉器的数量为1~5件,此外,还有29座小型石棺墓内未随葬玉器。因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不同,不仅墓葬的规模、形制及分布位置有明显的差异,而且在随葬玉器的数量、种类及组合关系方面均有相应的变化。勾云形玉器和斜口筒形玉器形成较稳定的组合关系,在大型石棺墓内随葬;小型石棺墓内未见两种器类共出的现象。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4号墓是目前所知保存最完整,圹穴和石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大型石棺墓,分布在长方形冢体的正中心,随葬玉人、玉凤系首次发现,与斜口筒形玉器形成最高级别的玉器组合关系,成为红山文化晚期独尊一人式的王者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图片 2

二、玉料来源、采集与运输

  玉器起源与最新证据

红山玉器尤其是牛河梁遗址群出土玉料来源,是很值得探索的课题。1980年代初期,一般认为红山玉器玉料来源于岫岩玉矿的蛇纹石,并不知道这些玉器矿物是真正的软玉。稍后,据地质矿物学家闻广的鉴定,认识到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主要是一种色调偏黄的软玉,质地均匀,具一定透明度。对红山玉器玉料的来源,闻广慎重的指出:「现代辽宁宽甸所产的青黄玉及甘黄玉,均为透闪石软玉,与红山文化的特征玉材相似。」[12]

  洪格力图是一处积石冢性质的墓地,分布在山丘的顶部,南距西拉沐沦河北岸约4.5公里。1997年8月,内蒙古赤峰市博物馆和巴林右旗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对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其中一座石棺墓内发现7件玉玦,器体均呈环状,一侧有一道窄缺口,均用黄绿色透闪石软玉雕琢而成,通体抛光。最为奇特的是,同出一墓的这7件玉玦由小到大可排列成一组,最小的一件外径为1.25厘米,最大的一件外径为5.1厘米。

最近几年,由北京大学地质及考古学者的合作,对岫岩一带软玉产出类型、地质背景、物质组成、开发使用历史等各方面,进行深入专题的研究。对于红山玉器方面,他们通过对内蒙及辽宁各地实际的考察,论证「红山玉器从质地、色调、光泽几方面,絶大部份都与岫岩透闪石玉玉料标本相近」。他们研究的结论认为,岫岩软玉玉矿对东北史前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次研究成果,被认为是「确定了距今8000-4000年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查海文化、红山文化、新乐文化的大批精美玉器,主要为岫岩闪石玉所制」[13]。

  这一发现在巴林草原乃至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的史前玉器考古材料中前所未见,具有十分独特的学术价值。然而,关于洪格力图墓地的文化性质与年代问题,学界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从积石冢和石棺墓的形制看应属于红山文化;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没有发现红山文化的陶器或陶片,从出土玉器的造型特征和雕琢工艺技术风格看,可断定为是兴隆洼文化。

然而,郭大顺对红山玉器原料来源,却提出了另一种的考虑。他指出贝加尔湖玉料「质地、色泽近于红山玉,红山文化的分布又以向北部的蒙古高原最为强劲,或许可以考虑红山玉的来源与贝加尔湖地区的关系」[14]。以上红山玉料来源于岫岩及贝加尔湖地区的看法,都是从玉质及色泽的角度作判断,两者的结论不同,但并不一定相互排斥。

  为了进一步核实并确认洪格力图积石冢及出土玉器的文化性质与年代,2015年8月,应巴林右旗旗委和旗人民政府的邀请,笔者与巴林右旗博物馆的同仁联合对洪格力图积石冢进行了实地调查。令人惊喜的是,我们在地表采集到兴隆洼文化筒形陶罐的腹部残片,器表施横排压划短斜线交叉纹,而未见红山文化或其他相关考古学文化的陶片。

我们认为有关红山玉器玉料来源问题,除了玉矿产地的考察外,有些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细致的认识。如玉料是在什么地理环境中采集?玉料在初步加工后,是否以半成品或成品形态直接从产地输出?这些问题,过去尚甚少讨论。从方法论上,这方面的探索,应该取鉴于考古学界对石器原料来源考察的一些通则[15]。

  这一发现至关重要,是确认洪格力图积石冢及出土玉器属于兴隆洼文化的直接证据。兴隆洼文化晚期的陶器外壁主要施压印之字形纹饰,而洪格力图地表采集陶片外表则施以横排压划短斜线交叉纹,这是兴隆洼文化早、中期陶罐腹部所施的典型纹饰。由此,我们可以确认洪格力图积石冢的文化性质和年代应该属于兴隆洼文化早、中期,距今约8200—7500年,从而为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形制在巴林草原找到了直接源头。与此同时,洪格力图墓地出土的兴隆洼文化玉器,为探索中国玉文化起源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

众所周知,玉石器研究的第一步,就是矿物辨识和来源的分析。由于矿物辨识是地质矿物学的范围,在此不作讨论。玉器玉料来源问题,牵涉到相关地区软玉矿源的有无、玉矿丰富的程度、玉料采集方式和运输途径、玉料采集制作和使用者间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用玉的制度。人们如何对玉料处理的行为模式,牵涉到对红山文化经济生产体系的理解,玉器与社会相互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发现,将我国雕琢和使用玉器的历史推进至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成为中国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开创了中国史前时期雕琢和使用玉器之先河。玉玦是兴隆洼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类,选料精良,以黄绿色透闪石软玉为主,掌握了切割、抛光、钻孔等玉雕工艺技术,尤其是以砂石为介质的线切割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为古代东亚地区史前玉文化交流圈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兴隆洼文化的玉玦常成对出现在墓主人的耳部,无疑是墓主人生前佩戴在耳部的装饰品,这也是世界范围内已知年代最古老的玉耳饰。

具体来说,玉料来源于原生矿或者次生矿区分、玉料出产地质条件分析、玉料产出状况地貌差异、玉料本身质量及颜色等问题,都会是当时人类对玉采集或使用的行为模式,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如玉料采集来说,可区分表面采集、玉矿露头地方捡拾,或者是挖掘原生玉矿床等不同的手段。这方面还牵涉到玉料产出多寡,采集环境生态条件差异,采集程度难易等问题。此外,玉料的大小和形状,亦影响到运输和保存的考虑。例如软玉原石是否直接输出?抑或是在采集玉料当地,制作半成品或成品再输出?这些问题通过对玉矿调查,遗址出土玉器相关遗物分析,是可以得到初步的判断。其中如玉器上玉料皮壳特征的颜色和包含物,外皮位置及覆盖的范围等,均有必要深入的分析。其次玉器加工过程中一些特殊类型的器物,如玉芯的出现等,对玉器加工流程的理解,也是很重要的资料。最后,就玉料来源的探索,从中更显示了当时人类活动领域的空间,移动路线的追踪,不同聚落间互动等问题,都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

  除具有耳部装饰功能外,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玉玦还被赋予了以下两种特殊的功能:一种是以玉示目功能。兴隆沟遗址四号居室墓葬内发现的一件玉玦嵌入墓主人的右眼眶内,此类用玉习俗在中国史前时期尚属首次发现,应起到以玉示目的独特作用。由此,可联想到辽宁省朝阳市牛梁河遗址女神庙内出土的红山文化陶塑女神头像,眼眶内嵌入圆形的绿色玉片,应看作是对兴隆洼文化以玉示目思想观念的传承与升华。另一种是具有礼器的功能。前文所述洪格力图一座墓葬内所出土的7件玉玦,由小到大排列为一组,显然不是直接佩戴在双耳部位的装饰品,应具有标志墓主人生前社会等级、地位、身份的功能,无疑是作为礼器使用的,由此也奠定了巴林草原史前玉器在中国玉文化起源阶段的重要地位。

红山文化特别是牛河梁遗址群出土玉器的来源探索,可以从软玉矿源、采集方式和运输等几方面具体探索。

  玉器发展与文明标志

目前学术界一般指出,红山玉器的矿源,可能与岫岩和贝加尔湖地区的玉料都有关系。从空间上考虑,红山文化玉器与辽东的岫岩一带,有就近取材的地利。有些意见认为红山玉器大部份的玉料,可能与岫岩一带玉矿关系密切。2011年7月,郭大顺在岫岩举行的「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发表了《红山玉与岫玉早期开发史》论文,对岫岩一带史前软玉考古资料,作了初步的梳理[16]。

  那斯台遗址地处西拉沐沦河北部重要支流查干沐沦河西岸的高台地上,南距西拉沐沦河北岸约14公里,遗址总面积约150万平方米,以红山文化遗存为主,考古发现抹有白灰面的红山文化房址及围壕残段,应是西拉沐沦河北部迄今所知面积最大的一处红山文化晚期的聚落遗址。最为重要的是,在那斯台遗址共采集、征集到近百件红山文化玉器,这是目前所知西拉沐沦河北部出土红山文化玉器数量最多的一个地点。

他指出岫岩软玉的历史,据玉矿与出土玉器史前遗址空间的关系,由近而远可细分为三个地域。

  通常情况下,红山文化玉器主要出自积石冢石棺墓内,作为墓主人的随葬品,以牛河梁遗址最具代表性,近年朝阳半拉山遗址发掘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也主要集中在积石冢石棺墓内。而那斯台遗址征集、采集的红山文化玉器均明确出自居住址内,对充分认识红山文化玉器的使用功能以及确立那斯台遗址在整个红山文化分布区内的特殊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岫岩玉矿生成地带,如岫岩县西北西山遗址,年代约距今4500年,出土玉石器13件。

  为了深入研究那斯台遗址出土红山文化玉器的内涵、特征及文化价值,2017年9月,我们再次与巴林右旗博物馆的同仁一起对这批玉器的造型特征和雕琢工艺进行观察并绘制素描图和线图,初步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二:岫岩玉矿生成地带周边,如东沟县后洼遗址,年代距今6000-5000年,出土玉器32件。

  其一,那斯台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选料精良,以透闪石软玉为主,部分玉器的表面留有红褐色石皮,所用玉料应来自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的细玉沟。直到今天,在岫岩细玉沟东侧的白沙河河谷底部及两岸的一级阶地泥砂砾石层中仍出有该种玉料,俗称为岫岩“河磨玉”,是岫岩玉中品质最高、价格最贵且最为稀有的玉料。

第三:岫岩玉矿生成地带邻近地区,以辽河平原和辽东半岛南端及海岛地区为主,年代距今7000-5000年,如新乐遗址共出土玉器3件、三堂遗址下层出土玉璧等。

  尽管在巴林右旗、敖汉旗、朝阳一带已发现透闪石软玉的线索,红山文化玉器群中也有部分器类是用当地玉料雕琢而成的,但以那斯台为代表的高等级的核心遗址和以牛河梁为代表的大型埋葬和祭祀中心所出的典型玉器,均采用岫岩透闪石“河磨玉”雕琢而成。可见,红山文化先民辨识、精选玉料的能力与今人没有显著的区别。

郭氏总结辽东地区史前遗址玉器发现率和使用相当高,证明辽东人是相当喜用玉器的部族。此中北沟、文家屯、郭家村、四平山等遗址,出土了采集玉料及加工玉器相关的资料。

  其二,那斯台遗址出土动物造型的玉器选料精良,雕工精湛,气韵生动,神态逼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时代风格,是巴林草原史前玉器造型和雕琢工艺技术取得飞跃性发展的重要标志。

以上通过岫岩一带使用软玉遗址的分析,如果从年代及范围再扩张一点的话,即从最早使用岫岩一带玉矿的兴隆洼文化考察,此中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如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兴隆沟、林西县白音长汗、克什克腾旗南台子、辽宁阜新等,年代在距今8200-7200年间。其中一些遗址如南台子并没有出土过玉器。兴隆洼遗址发掘面积达三万平方米,所得玉器仅20多件,共重319.9克。

  那斯台遗址出土玉龙1件,头部略大,面部清晰,双耳呈圆弧状竖起,身体蜷曲,尾端渐细,首、尾分开,但相距较近,颈部有1个对钻的小圆孔。这条玉龙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双目炯炯有神,呈圆形,明显向外凸鼓,这是红山文化晚期玉龙造型的典型特征之一,对后世玉龙的造型影响深远。二里头遗址出土一条用绿松石片镶嵌的龙,以玉示目,呈圆形凸鼓,其传承和演变轨迹清晰。

整合以上考古发现与岫岩软玉使用的历史,其中一项让人注目的倾向,即距离岫岩一带玉矿越远的遗址,却是现今所知较早使用岫岩软玉的部族。并且,在史前距离岫岩越近的遗址,反而出土岫岩玉器的年代却越晚。如果事实如此,我们可以解读为:较早期史前岫岩一带对软玉的使用,并不是与玉矿的空间距离成正比的关系。更可能是在距今八千年前兴隆洼文化的阶段,内蒙古东南以至辽西地区一些较大型中心聚落的部族,随着氏族社会文化进入到成熟的阶段,特别是部族中的特权贵族,因为社会上出现了使用玉器象征性功能的需要,才通过部落间相互往来及交换等途径,而获得小量的玉器。

  那斯台遗址共出土玉蚕4件,无论选料还是雕工均为红山文化玉器精品,遗憾的是,在以往的研究中未予以足够重视,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尚未得到充分体现。从造型特征和器体大小看,这4件玉蚕可明确分成两对。较大的一对玉蚕呈圆柱状,头部端面雕琢出圆形双目,尾端呈圆弧状内收,微微翘起,腹部有4道规整的凸棱纹,蚕体有横、纵向钻孔各1道,呈“十”字形交汇。蚕体长9.3厘米。略小的一对玉蚕呈扁柱体,头部端面雕琢更加精细,圆目外鼓,尾端内收,呈尖弧状,明显上翘,腹部施凸棱纹,仅有横向钻孔。蚕体长7.3—7.8厘米。

按兴隆洼和兴隆沟遗址,均是当时氏族社会的中心性聚落,面积达数万平方米,在东北亚同时期遗址中,也是规模最宏大的代表。但从他们控制或可以使用玉器稀少的数量来看,可以肯定兴隆洼文化的人们,对岫岩一带玉料的获得,是非常不易的。到纪元前4000纪年的阶段,如果我们以重量计算对比,红山文化用玉的数量,肯定比兴隆洼文化部族的用玉,增加数十倍以至数百倍之多。这反映红山文化人们对岫岩一带玉料的获得,有了更大的发展。

  柞蚕和桑蚕分别为我国北方和南方的两大蚕种,其丝茧均为我国丝绸纺织的重要原料。那斯台遗址出土的4件红山文化玉蚕,其原型应为柞蚕蛹。通过与真实的柞蚕蛹进行对比,我们发现较小的一对玉蚕更具写实性。红山文化玉蚕的发现与确认,对于研究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及史前文化根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们在岫岩玉生成区域以至周边地带,发现相关考古遗址并不多。这可能是限制于当前考古工作的不足。从理论上来说,如红山文化进入唯玉唯葬阶段,人们对玉文化极度尊崇的社会中,为了加强控制岫岩一带玉料的资源,当时辽东地区在产出玉矿的周围,应该会出现一些可能是采集或制作玉器的专业集团聚落。郭大顺指出,辽东半岛一带距今6000-5000年前一带遗址中,普遍发现玉料与制作流程的一些玉器制品。这些辽东半岛周围的遗址,也可能是接受了来自岫岩一带专业制玉集团的影响。再者,就现今发现牛河梁遗址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来看,从出土玉器数量与玉器玉料母岩的角度考虑,牛河梁遗址群中一些墓葬的主人,对岫岩一带玉料的来源,显示未必有强有力的直接控制。

  那斯台遗址出土的1件玉鸮和2件玉鹰,雕琢精细,技艺高超,栩栩如生。相对比而言,新西兰人的“阿图阿”是某种神或祖先的灵魂,常常以动物的形象出现;每一个萨摩亚人都有单独的护身符,这种神具有鳗、鲨、狗、龟等动物的形象。红山文化动物造型的玉器的内涵和功能需要借鉴相关民族学材料进行深入探讨。

这里仅以笔者曾观察牛河梁遗址两座墓葬中的玉器讨论。

  从那斯台遗址出土红山文化陶器类型和彩陶纹样特征看,应属于红山文化晚期晚段,距今约5300—5000年。该阶段是包括巴林草原在内的整个西辽河上游地区史前社会发展迎来重大变革的时期,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系统发展成熟,人口迅猛增长,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加剧,等级制度确立,红山文明形成,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也是东亚地区古代文明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牛河梁第2地点1号冢,从M21与M4、M14迭压关系,可知M21是年代较早的一处墓葬。M21随葬玉器丰富,多达20件,是目前红山文化单个墓葬中,葬玉最多的一座[17]。据肉眼观察,除去一件管箍状器(M21:8)严重风化外,其余19件玉器,保存良好,只有表面微弱的风化,基本上保留原玉料的颜色。就从玉色细微差别及玉器上保留原玉砾皮壳色调考察,这19件玉器可能是出于不同母岩玉料的个体,其中可再区分两大类(图版一):

  红山文化时期孕育成熟的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等思想观念,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延续至今。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通过对巴林草原史前玉器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红山文明与中华五千年文明之路的深入探讨。

A系:岫岩系玉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右旗博物馆)

黄绿色,是岫岩软玉的特征色,包括有龟(M21:10)、竹节状器(M21:11)、兽面牌饰(M21:14)、箍形器(M21:2)、勾云形佩(M21:3)、镯(M21:15)共6件。

B系:贝加尔-吉黑系玉器

呈灰白与绿白色调,透明度较大,如璧(M21:4、5、16、18、20)、双联璧(M21:6)。

有关A、B系玉器之考察,一方面我们认为A系玉器,很可能是由岫岩一带的玉料制成;B系的玉料来源,可能与贝加尔-吉黑的玉器关系比较密切。再者,这20件玉器如果从玉器本身价值等级递变(gradation of values)和可让渡性(alienability)来考虑,两者间社会性质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考古人类学者傅罗文指出,价值的等级递变是指玉器可以按其大小、工艺、象征性、玉质、颜色等特质差异,构成价值上等级的递变。也就是说,不同玉器在当时社会文化的价值,并非一致,有着等级贵贱的差异。不同价值的玉器,既显示相互间互补的关系,更因为某些价值较高的玉器的存在,显示出拥有者特殊的社会地位,成为统治者或贵族某种特殊权力的象征[18]。

A系玉器中,如龟、竹节状器、兽面牌饰、箍形器、勾云形佩和玉镯,均各只有一件。龟和勾云形佩两者,都很明显是由特别细腻的河砾玉料制成。这6件玉器,很可能是来源不同玉料的个体。从迄今发现红山玉器中,龟、勾云形佩、兽面牌饰及箍形器,无可置疑是属于红

山文化中的重器,尤其是M21:10的龟壳,通体晶莹光亮,造型逼真,加工极其精致。然而,龟腰部近头一侧,可见有一片较大破损,破损部份经研磨修整后继续使用。以上这几件玉器,在M21中都是唯一的器物,其中一些更可能是祭祀中的法器。可以推测A系玉器的价值,比其他环、璧等的玉器为高。

另一方面,B系的环、坠等器物,其中以(M21:16、20)及双联璧(M21:6),都是带绿白色,透明度较高的玉器。从玉色和玉质上,均与岫岩一带软玉有着差异。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M21中「……具有吉黑地区玉器风格的玉器,如不规则的菱形器、小型刃边璧形器、双联璧器型,絶大多数玉料的透明度较高,呈淡绿、黄绿和淡青色,较洁净或有少许杂质,与上述(红山文化晚期)两种常见玉料不同」,「M21的墓主人是来自吉黑地区的巫师」[19]。

按笔者肉眼观察,M21的B系玉器,确实具有吉黑一带出土新石器时代玉器的特质。另一方面,B系玉器中环状数量较多,大小不一。如果单纯以物以罕为贵的原则考虑,我们可以推测,红山文化时期牛河梁人们的眼中,B系比A系玉器的社会价值较低。

以下我们再以第5地点1号冢中心大墓出土玉器考察[20]。此墓出土7件玉器,包括璧和龟各两件,箍形器、勾云形佩、镯各一件。这7件玉器的质感和色调,都较接近岫岩一带出土的玉料。其中一对玉龟,更显示雌雄的特征,应该出自同一玉工之手,更可能是从同一玉料母岩制作而成。此外,两件玉璧和勾云形佩的玉质和色调,亦比较接近。

整体来说,从第5地点1号冢中心大墓玉器的大小和工艺特征来说,一对龟和勾云形佩玉器社会等级价值可能较高。再者,此墓没有呈泛白透明度高的璧和双联璧般的玉器。从上述第2地点1号冢M21和第5地点1号冢两处墓地出土玉器对比,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      M21反映红山玉器玉料,可能主要有两处不同的来源,其一是岫岩一带的周围;其二是贝加尔-吉黑系的玉矿。

2.      从M21的20件玉器中,社会价值较高具有「不可让渡性」的玉器,均为岫岩系玉料。

3.      M21墓主人所收藏20件玉器,来源于不同个体玉料母岩,这说明当时对玉料来源地未有直接控制的能力。估计大多数玉器是外来成器直接入手使用。

4.      第5地点1号冢主人,应该与操控岫岩一带玉矿产出的集团,有着较密切关系。

以上从玉料来源和不同玉器使用和社会价值差异等角度分析,初步反映了红山文化玉器来源的复杂面貌。

 

(原文载于《第七章 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技术初探》,《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中)》(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注释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明曙光期祭祀遗珍──辽宁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国考古文物之美.1》,文物出版社、光复书局,1994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7年;朝阳市文化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遗址》,学苑出版社,2004年。

[2] 邓聪、刘国祥:《红山文化东拐棒沟C形玉龙的工艺试析》,《玉根国脉──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一)》,科学出版社,2011年,页54-65;邓聪、刘国祥:《红山文化玉器技术与中华文明的形成》,《玉根国脉──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一)》,科学出版社,2011年,页66-98。

[3] 方殿春、魏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页1-17。

[4] 同注3,方殿春、魏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页1-17。

[5] 同注3,方殿春、魏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页1-17。

[6] 朱达:《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8期,页9-14。

[7] 同注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页71。

[8] 甸村:《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积石冢中心大墓(M1)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8期,页4-8。

[9] 同注1,朝阳市文化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遗址》。

[10] 王来柱:《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红山文化积石冢中心大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0期,页4-14。

[11] 邓聪、刘国祥、叶晓红:《玉器考古学研究方法和举例》,《科技考古的方法和实践》,文物出版社,2008年,页274-300。

[12] 闻广:《中国古玉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宝玉石》,1991年第4期,页32-34;闻广:《中国大陆史前古玉若干特征》,《东亚玉器》第二册,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页220。

[13] 王时麒等:《中国岫岩玉》,科学出版社,2007年,页119。

[14] 郭大顺:《红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5年,页137。

[15] M.-L. Inizan, M. Reduron-Ballinger, H. Roche, and J. Tixier, Technology and Terminology of Knapped Stone, (translated by J. Feblot-Augustins) Nanterre: CREP, 1999.

[16] 郭大顺:「红山玉与岫玉早期开发史」,《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资料,页1-3。

[17] 同注6,朱达:《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发掘简报》,页9-14。

[18] Rowan Flad, “Xinglongwa Jades and the Genesis of Value”, The Origin of Jades in East Asia, Jades of the Xinglongwa Culture (Hong Kong: Centre for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Ar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7), pp. 224-231.

[19] 周晓晶:《从牛河梁遗址M21出土玉器看红山文化玉器的北方因素》,《玉文化论丛4.红山玉文化专号》,众志美术出版社,2011年,页48-60。

[20] 同注8,甸村:《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积石冢中心大墓(M1)发掘简报》,页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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