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十万火急,林彪派四野向上海秘运5000两黄金

2019-10-20 作者:世界史   |   浏览(151)

历史蕴含着惊喜,许多有趣的故事在流传,虽然真假难分,却也被人们津津乐道,解放军秘密购药 解放战争故事是小编收藏的一些有趣事。

为不暴露目标,携带方便,他们将这批黄金用麻袋分装成若干份,打成背包形状,分开负荷。一切准备就绪,整装待发。

1949年春,解放军四野部队渡过长江前后,各种疾病便在军中肆虐。其中,痢疾、疟疾、胃肠炎这几种的患病率高达50%左右,绝大部分指战员体重锐减,有的连队病员太多,连站岗放哨的人员都不好安排。由于缺少防治这几种多发病的有效药物,疾病蔓延之势愈演愈烈,百万大军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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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边上,枕戈待发的第四野战军官兵突然半数病倒;一千多年前,曹操的百万大军在长江边秣兵历马,最后正是苦于水土不服、瘟疫横流而功亏一篑,这一次的南线追击,林彪和他的战友,又将如何化解危机呢? 1949年春,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后,未来得及休整的第四野战军,奉命挥师南下。在人民解放军向全国大进军的形势下,以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未能阻止我军前进的步伐,然而南方的多发病却侵袭了部队,使百万四野大军在疫病的困扰中停止了脚步。 武汉是全国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刚进入6月,气温就高达30多摄氏度。四野部队由北而南,气候差异大,北方战士对南方水土不服,生活很不习惯,加之部队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体力消耗很大,对疾病的抵抗力和炎热多雨气候的耐受力大大减弱。部队渡江前后,疟疾、痢疾、中暑、胃肠炎、夜盲症等疾病不断发生。四野后勤卫生部虽采取了防治措施,但因缺少防治这几种多发病的有效药物,疾病发生和蔓延的势头仍难以控制。 事关百万大军的健康,十万火急,刻不容缓。卫生部部长孙仪之、政委胡登高和副部长张汝光立即赶往中南军区,向军区首长报告这一情况。据统计,南方三大多发病(疟疾、痢疾、胃肠炎)的患病率达50%左右,指战员的平均体重由入关时的60公斤以上,锐减到50公斤左右,有的连队由于病员多,连站岗放哨人员都难派。军区首长们听到这里再也坐不住了。当机立断,及时采取紧急措施:一、部队停止作战行动,就地休整一个月,改善伙食,增加营养;二、下决心把野战军历年积存的老家底——5000多两黄金拿出来,作为购买药品的资金;三、责成卫生部派得力的负责人携带黄金,前往刚解放不久的上海买药。买药的任务就这样落在了卫生部同志的肩上。 一个严肃的课题摆在了卫生部的面前:这么多的黄金如何携带,由谁来负责执行这项任务?经慎重考虑和研究,决定由卫生部副部长张汝光负责,抽调医疗、药材、财务和保卫方面的精干人员,组成14人的购药小组,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为不暴露目标,携带方便,他们将这批黄金用麻袋分装成若干份,打成背包形状,分开负荷。一切准备就绪,整装待发。 7月28日清晨,经过乔装打扮的购药小组一行14人来到汉口江汉码头,登上一艘招商局的“江陵号”客轮。他们把黄金背包放到了床底下,派人轮流看守。船长见状,便嘟囔开了:“你们要注意保管好贵重物品,乘客很杂,小心丢失。船已超重,压坏了甲板要赔偿。”船长的话即刻引起张汝光的警觉:船确实超重了,吃水到船沿,缓缓航行。 购药组的同志大都是北方人,是不习水性的“旱鸭子”。船上的救生设备少,即便有一点,到危急时刻也不能与老百姓 争用。想到这里,张汝光找何曼秋和宋化民商量,对他们说:“军代表是我们四野派出的,负责维护船上的秩序和乘客的安全。为预防万一,你们赶紧去找船上的军代表想办法。”何曼秋和宋化民立即找到一位军代表问:“船上有没有供做筏子用的东西?"这位军代表为难地说:”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两块跳板和一张破竹床。“他们将跳板和竹床搬来,全组人员齐动手,用绑腿把它们捆在一起,成为一个结结实实的筏子。然后又在筏子周围系好9根附带,一旦有事,即可放筏入江使用。张汝光对全组同志说:"我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要把载有黄金的筏子推到岸边,送到上海购药。” 中午时分,“江陵号”航行到黄石市江面时,船上的高射机枪班拉响了防空警报器。购药小组知道是发现了敌机,马上将装有黄金的背包捆扎在筏子上,等候放筏入江的命令。为确保这批黄金的安全,顺利完成任务,张汝光一面派人向军代表和船长提出夜行晓宿的建议,另一方面随时做好弃船登岸的准备。 第二天凌晨,派到高射机枪班协助值勤的宋化民从舱顶走下来说:“前方停靠的码头是十二圩。”大家听说船要驶进码头,甚是高兴。正当他们暗自庆幸平安无事的时候,船顶突然传来“咚咚”的巨响,与警报器的鸣叫声交织在一起。 此刻,只见轮船开足马力向港口驶去,但因乘客们乱作一团,争先恐后地向甲板涌去,船体失去平衡,左右剧烈地摇晃起来。而这时国民党的飞机,又飞临“江陵号”上空投弹,在这生死关头,张汝光像指挥员在战场上指挥打仗那样,镇定自若,冷静地思考对策。 他想,当时如果购药小组放筏子入水,人们很可能向这一侧涌过来,船真有翻沉的危险。从保证全船数百名乘客的生命安全考虑,他告诉大家;“准备好救生工具,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跳江,大家尽快疏散到船舷两侧,敌机不敢低飞扫射,船快到岸了。”在此次激战中,高射机枪班的战士,不断地对空射击,迫使敌机不敢低飞投弹、扫射。敌机终因油尽弹绝,灰溜溜地高飞远遁而去,“江陵号”暂时脱险。张汝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机立断地对购药组同志们说:“现在,是我们想法子离开这条船的时候了。敌机不断飞来捣乱,敌特也有可能窜入江口破坏,前边还有一段水路,特别是吴淞口更是一道险关,那里有国民党军驻守,是继续走水路呢,还是改坐小船先到镇江,然后由此乘火车走旱路?两条路线,选择哪一条好?”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张汝光同意后一种意见,补充道:“即便火车遭到敌机轰炸,也是在陆地上,黄金不至于沉入江底找不到。”这样,他们上了两条渔船,顺流而下,傍晚到达镇江。一登上岸,他们立即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当晚9时左右,即抵达目的地——上海。"江陵号"却在途经镇江时,被英国的"紫石英号"击沉,数百名乘客遇难。购药小组逃过一劫。 7月31日上午,张汝光吃过早饭,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急匆匆地赶往上海市政府大楼。市长秘书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先将四野首长写的介绍信交给秘书,转呈陈毅市长。当秘书带他走进市长办公室时,陈市长正伏案批阅电文。陈毅市长说:“你们要办的事情,我已经晓得了,我们尽力支援。”张汝光简要地向陈市长作了汇报后,陈毅市长说:“你们尽快将带来的黄金送到银行去,按需要随时可以支付钱币。”而后,拿起电话要通市卫生局。陈毅市长说:“崔局长吗?四野来了几位同志到上海购药,由你牵头协助他们,尽快办妥,不得有误。”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崔义田连夜主持召开了市医药公司所属医药处和门市部负责人的会议,布置任务:门市部没有的药,拿库存的;医药公司没有的,找私营厂商想办法。紧接着,崔局长领着张汝光他们一个仓库一个仓库地巡视察看,检查药品质量,一连跑了10多个仓库,逐一落实药品的数量,确保质量。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市卫生局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他们的采购进展很快。购药小组的同志将购到的药品装好箱,打成包,陆续通过水路和陆路发运汉口。仅半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完成了数额巨大的购药任务,于8月中旬返回汉口复命。 几百箱防治疟疾、痢疾、胃肠炎等南方多发病的应急药品,立即发给四野各部队使用,很快控制了疫病的发展。加上部队休整、改善伙食等多方面的配合,指战员们的体力逐渐恢复,不久,开始了新的进军。

四野首长们知悉后都感到事态严重、十万火急,必须火速采取措施,当即作出指示:一是部队就地休整一段时间,提高伙食标准,增加全员营养;二是把野战军历年积存的老家底——5000多两黄金都拿出来,由卫生部派出得力人员带去上海购买大军急需的各种药品。

群众夹道欢迎解放军入成都

南下的四野一部在战斗中

5000多两黄金,不仅难以携带、运送,而且行程将近2000里,一路上要通过国民党部队的重重关卡,谈何容易!

1949年底,解放成都的战役胜利结束后,几十万国民党军战俘的处置成了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本文作者当时是二野军大三分校一总队一中队学员,参与了遣送两批战俘回原籍从事生产劳动的行动。

保证5000两黄金的安全

卫生部有关领关经慎重考虑,决定抽调几位精明强干的专业人才和数名警卫战士,组成14人的购药小组,并由卫生部副部长张汝光亲自挂帅。

战俘安置问题浮出水面

7月28日清晨,经过乔装打扮的购药小组一行14人来到汉口江汉码头,登上一艘招商局的"江陵号"客轮。他们把黄金背包放到了床底下,派人轮流看守。船长见状,便嘟囔开了:"你们要注意保管好贵重物品,乘客很杂,小心丢失。船已超重,压坏了甲板要赔偿。"船长的话即刻引起张汝光的警觉:船确实超重了,吃水到船沿,缓缓航行。

要把这批黄金安全带到上海,一要携带起来尽可能方便,二要尽可能不暴露目标。张汝光等人把这5000两黄金用若干个麻袋分开装好,捆成背包状,由小组成员们分别背在背上。

1949年11月底、12月初,我二野三个兵团及一野十八兵团,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军西南:十一和十二军一部解放了大西南重镇——重庆;十军部队解放了泸州、宜宾;一野十八兵团迅速突破了国民党经营多年的大巴山防线,直逼成都平原。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不断向成都溃退,其他杂牌军及地方部队集结在成都平原一带,计有60万人之众。我十军部队在攻占了叙泸一线地区后,快速向川康边境突击,在邛崃山脉一线与胡宗南部激战,堵住了敌军向西康方向退缩的企图;一野十八兵团越过大巴山、摩天岭,攻占了绵阳;二野十一军沿渝绵公路前进、十二军沿成渝公路进攻,造成大军向成都合围的态势。在二野刘、邓首长发出和平解放通令后,刘文辉、邓锡候部在彭县宣布起义;罗广文部在我地下党促动下,于德阳、郫县起义;国民党王牌部队胡宗南部也不堪一击,在成都外围被歼,其余纷纷向解放军缴械投降,成都歼灭战胜利结束。这时,几十万国民党军俘虏的处置,就成了一项重大任务。于是,我解放军各部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军事代表团,参加处置、改编工作,一大批自愿回乡的战俘,必须交由各地方军区及民政部门资遣还乡,以安定社会秩序。

购药组的同志大都是北方人,是不习水性的"旱鸭子"。船上的救生设备少,即便有一点,到危急时刻也不能与老百姓争用。想到这里,张汝光找何曼秋和宋化民商量,对他们说:"军代表是我们四野派出的,负责维护船上的秩序和乘客的安全。为预防万一,你们赶紧去找船上的军代表想办法。"何曼秋和宋化民立即找到一位军代表问:"船上有没有供做筏子用的东西?"这位军代表为难地说:"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两块跳板和一张破竹床。"他们将跳板和竹床搬来,全组人员齐动手,用绑腿把它们捆在一起,成为一个结结实实的筏子。然后又在筏子周围系好9根附带,一旦有事,即可放筏入江使用。张汝光对全组同志说:"我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要把载有黄金的筏子推到岸边,送到上海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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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凌晨,派到高射机枪班协助值勤的宋化民从舱顶走下来说:"前方停靠的码头是十二圩。"大家听说船要驶进码头,甚是高兴。正当他们暗自庆幸平安无事的时候,船顶突然传来"咚咚"的巨响,与警报器的鸣叫声交织在一起。

7月28日清晨,购药小组成员全部化装成旅客模样,各自背着黄金出发了。他们来到汉口的江汉码头,踏上一艘招商局的“江陵号”客轮,这艘船上还有数百名旅客,好在有一支解放军连队负责安全保障。购药小组把背包放到各自舱位的床铺底下,由小组成员轮流看守。

川东区党委责令川东行署民政厅成立训练大队,负责收容川东各地及川西军区、川南军区遣送来渝战俘,对其进行管训、资遣。川东行署民政厅副厅长刘湘屏兼任大队长,奉节县一起义县长罗某任副队长,二野军大三分校一总队调派一个中队学员做工作人员,我就是其中一个。

此刻,只见轮船开足马力向港口驶去,但因乘客们乱作一团,争先恐后地向甲板涌去,船体失去平衡,左右剧烈地摇晃起来。而这时国民党的飞机,又飞临"江陵号"上空投弹,在这生死关头,张汝光像指挥员在战场上指挥打仗那样,镇定自若,冷静地思考对策。

但张汝光上船后很快就发现:船已经超重了,行驶极为缓慢,尤其让人担心的是,购药组成员大都是来自北方的“旱鸭子”,而“江陵号”上的救生设备又非常少,另外船上老百姓众多,真要发生点什么事来,如何安全撤离“江陵号”就成了大难题。

遣送第一批战俘到汉口

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张汝光同意后一种意见,补充道:"即便火车遭到敌机轰炸,也是在陆地上,黄金不至于沉入江底找不到。"这样,他们上了两条渔船,顺流而下,傍晚到达镇江。一登上岸,他们立即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当晚9时左右,即抵达目的地--上海。"江陵号"却在途经镇江时,被英国的"紫石英号"击沉,数百名乘客遇难。购药小组逃过一劫。一次购药几百箱

为此,张汝光派出组员何曼秋、宋化民,找到船上的解放军代表,商讨应急之策。军代表也别无良策,这使何、宋二人大伤脑筋,于是他们问船上有没有东西可以做成筏子。

1950年4月,我们从南温泉校部徒步行军到达黄桷垭川东行政公署报到。这里是私立南山中学旧址,我们被安排在大教室住下来,睡在课桌上,在行署大食堂用餐,等待接受任务。一天,中队长孙立琐通知我们在行署礼堂听报告,由行署办公厅主持会议。行署主任闫红彦向大家讲解了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及川东土匪活动的情况,提出我们的当前任务:一是剿灭土匪,稳定社会秩序;二是征粮以济军需民用;三是遣送国民党军战俘,改造投诚起义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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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代表找了半天,只找到一张破竹床和两块供旅客上下船用的跳板。

接着,刘湘屏副厅长交代了遣俘工作的任务、方针和方法,她说:成都歼灭战结束后,几十万战俘的处理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团以上军官一律送教导团进行思想改造,下级军官及士兵经过诉苦教育及政策学习后,愿意留下的补充解放军兵源,不愿留下的一律遣送回原籍从事生产劳动,由我们供给伙食、发足路费,不能让他们逃跑去当土匪。你们要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任务。当前川陕公路沿线土匪猖獗,公路不通,而胡宗南部官兵大部分是河南、陕西人,因此要经成渝公路来渝,由我们遣送到武汉交中南军区转送回原籍。她接着说,要注意的是这些被遣送的人员思想反动,特别是下级军官多是国民党西安战时干部训练团培训出来的,对共产党有仇恨心,不服管教,名曰遣送,实则押送,途中不能让一个跑掉。他们跑了要去当土匪,增加我们剿匪的压力,你们要坚决完成任务。

何曼秋和宋化民就把竹床和跳板搬出来,大家又找来一些绑腿,把竹床和跳板捆扎成一个筏子,看上去虽然很简陋,但非常结实。张汝光告诉大家:不管遇到任何危险,只要有人还活着,就要用筏子把黄金妥善保管,完成购药任务。

会后,我们在川东行署学习讨论,大家情绪很高,决心很大,讨论十分热烈,还提出如何护送的一些问题,由刘湘屏副厅长作了总结,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作了解答。不久,我们中队全体人员全副戎装,整队集合,出发到重庆南岸玄圯庙、觉林寺战俘收容所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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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重庆,骄阳似火,文峰塔顶映着初升的太阳。我们的队伍踏着黄桷垭到龙门浩的山间小路,歌声此起彼伏,个个精神抖擞,徒步来到了宿营地。接待我们的是先期到达的李学敏同志。我们接的第一批战俘800多人,是川西军区派军车押送来的,都是胡宗南的部属,由管训的两个分队管理,组织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教唱革命歌曲。遣送任务由一个分队负责,我是遣送分队的班长,担任了第一批遣送任务。

当“江陵号”开到黄石一带时,船上的解放军战士拉响了防空警报,购药小组意识到有敌机出现了,迅速把装满黄金的背包绑在筏子上,随时准备采取行动。

这批遣送的800多名战俘,由民生轮船公司派民宪轮前来装运。在未上轮前,训练大队长把全体被遣战俘集中在觉林寺坝上训话,他讲了人民解放军的宽待政策,要注意的有关问题,要求战俘要遵守纪律。告诫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平安回家。他特别强调在路途中要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能逃跑等等。次日清晨,我们领着战俘到玄圯庙码头上船,战俘们背挑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物品,步履蹒跚,无精打采地走着。上船后,安排他们按班、排序列在甲板上席地打铺而卧。后勤部门早准备了大米、蔬菜等生活物资。

好在这次敌机只是虚晃一枪,并未真正开火。但张汝光警惕性极高,他当即与军代表和船长商量,让“江陵号”由原来的昼行夜宿改为昼宿夜行,以免真的被敌人飞机袭击。

我们遣送班的战友黄安量、李学敏等人分工负责,成立管训组、资遣组,对沿途下船回乡的填发资遣证,并按步行里程天数发给路费。在船上,我们组织战俘学习时事,讲解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消除战俘的抵触情绪。因为其中一部分是胡宗南部的连、排长,都是西安战干团毕业的,思想反动,他们手臂上、背心上都刺有“忠党爱国”4个蓝色字样,表示忠于国民党的决心,我们非常注意这些死硬分子,提防他们煽动俘虏逃跑、哗变,警惕他们隐藏武器、弹药。尽管我军代表曾多次动员收缴武器,但仍有顽抗不缴的。经个别深入思想工作后,终于交了出来。

第二天凌晨,就在“江陵号”即将靠近十二圩码头,大家暗自庆幸平安无事之时,船上骤然再次响起警报声——敌机又出动了,而且这次是真袭击,不断向“江陵号”投掷炸弹!

经过3天航程,民宪轮到达宜昌。由于该轮还要返回重庆继续赶运战俘,因此全船战俘只有在宜昌换船去武汉。

见此情景,乘客们都大惊失色,争先恐后地向甲板涌去,船体失去平衡,剧烈地左右摇晃起来。

我先上了岸,去找到二野第七兵站,这是二野进军西南时设立的兵站,张站长接待了我。我向张站长介绍了要在宜昌转运战俘等候换船的情况,希望他帮助安排营房,让战俘们暂住。张站长立刻表示可把战俘送到北门战俘收容所,并派了两个战士带路。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张汝光临危不乱,他冷静地意识到,若把筏子放入水中,极有可能导致船上的大量乘客一拥而上,造成翻船事故。

我们把战俘食宿安顿好后,就去沿江码头找船。这里没有大轮船开武汉,我们找到湖南汉湘轮船公司,用小火轮拖带木驳船运载。等候了两天,船舶配好了,我们带着战俘上了木驳启航。木驳船条件太差,舱位很窄,又挤又乱,吃饭、煮饭都很困难,一路上要停船上岸煮好饭再把锣锅抬上船,把饭菜发到每个人面前。我们遣送班的同志就同船员一起吃饭,湖南船员喜欢吃辣椒,把我们辣得有苦难言,只好尽量吃自带的榨菜。

黄金固然绝不能丢,但眼下更迫切的问题是全船近千名乘客的生命!张汝光沉着地向惊慌失措的乘客们大喊:“大家不要慌,非万不得已决不要跳江!”同时冷静指挥购药小组尽快把乘客们疏散到船的两侧。

江汉平原云梦泽一带,航道弯曲,又很狭窄,沙碛特多,不能夜航。船队就在湖北监利县岸边停泊过夜。这里是十年九涝的地方,上一年又遇特大洪水,农民流离失所,田地荒芜,哀鸿遍野,饥民都是一家老小挤在一条舢板上漂泊度日。当我们船靠岸时,有很多饥民前来讨饭,我们只好煮饭施济饥民。男女老少排着长队,拿着碗、盆前来盛饭,对解放军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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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队经过3天航行抵达汉口,此时已是傍晚。为了次日将战俘移交给中南军区遣俘招待站,必须把船靠在民生路口码头。我找船长商量停靠码头。船长告诉我,木船、拖驳只能靠在汉江里面,民生路口码头是荚商太古轮船公司的,中国船不准停靠。我对他说,全中国都快解放了,中国人民要收回主权,洋人的码头也要去靠。我负责上岸交涉,你们靠过去再说。于是我们的船慢慢地靠在庞然大物似的大铁趸船边。我跳上趸船,抬眼看见8个大字——“英侨产业,注意保护”,白底红字,十分醒目。顿时,我心底燃起怒火,这些吸吮中国人民血汗的东西公然还叫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保护它。我立刻找到船上值班的人,他是一位中国工人,我向他说明我们靠此趸船的原由,他见我是解放军战士,马上站起来表示:“你们靠嘛!没关系!”就这样,我们整船战俘,安然在洋码头度过了平静的一晚。

轮船上的解放军战士早已就位,用高射机枪对空射击,敌人的飞机不敢再频繁低飞袭击。机枪手们连续射击,决不让敌机稍作喘息,最终使得敌机燃油将尽,不得不灰溜溜地逃走了。

第二天,大家吃过早饭后,我在船上向战俘讲话,告诉这批河南、陕西、河北籍的国民党官兵,我们要把他们送交中南军区遣俘招待站,由他们派火车资遣还乡,他们将会同样热情接送,请战俘们放心!于是,战俘们整队步行到了民生路中南军区招待站。

“江陵号”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但张汝光并未放松警惕,他马上召集购药小组说:“事不宜迟,必须赶紧离开‘江陵号’!”

这是一座民生轮船公司的仓库,四壁无窗户,靠电灯照明。我们把战俘带进去后,随即向招待站办理移交手续,将全部造册登记的名册交给对方,他们给我们出具收条。然后,我们在招待所住宿,休整了两天时间。

有人不解,张汝光说道:“敌人的飞机虽然暂时走了,但很可能还会来偷袭,特务也可能伺机来搞破坏。往前还有一段水路,比刚才险要得多,而且有敌人部队驻守。我们要么冒险继续走水路,要么另择其他道路前往上海才能保证安全。”

两天后,我们踏上了返重庆的归途,在船上悠闲自乐。老船长付孟德先生不时向我们介绍大湖平原风光。同时,我们听到了人民解放军胜利渡过琼州海峡、解放了海南岛的消息,深受鼓舞。

众人一致同意这一意见,经过短暂的讨论,最终决定走旱路,因为火车比轮船快,还可以甩开敌机对“江陵号”的注意。即便火车遭到敌机轰炸,也是在陆地上,不至使黄金沉入江中难以打捞。

圆满完成遣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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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到重庆后,又接受了第二批战俘资遣任务。这批人来历十分复杂,有胡宗南部属,有川南军区送来国民党泸州荣军学校残兵败将,还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学生,他们是死心踏地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流亡到广州,又从广州流亡到重庆的流亡学生,把他们同战俘一道遣送,学生们思想抵触很大。

购药小组带着黄金坐上两条小渔船,顺流而下,黄昏时到了江苏镇江。他们一上岸就购好去上海的火车票,上了火车便把背包塞在各自的座位下面。这一路比较平稳,当天晚上9点多,购药小组所乘坐的火车终于到达上海。

这批人员有一部分是南方人,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各省都有,我们在出发前就分地区编队、以便于管理、遣送。当船到洞庭湖城陵矶时,便将遣往南方的两个连的人员,用小舢板送至岳阳,交由湖南岳阳军分区分别遣送。我们登上岳阳码头后,由两个同志掌握队伍,原地休息等候,我迅速赶到军分区接洽。他们派了两位解放军干部来把队伍领到战俘收容所,我们办妥移交手续后,到分区招待所住宿,第二天乘火车到达汉口与战友会合。

7月30日,购药小组在等候上海市陈市长的接见时,无意中看到一份报纸上面登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无比震怒的新闻:头天晚上,“江陵号”在航行到镇江一带时,竟被一艘潜逃的英国军舰发炮击沉,全船近千名乘客集体罹难!

这时已是6月,天气炎热,我们还穿着黄色棉军服,实在忍受不了高温,大家就将棉衣中棉花扯出来装好,穿上夹衣,才不致汗流浃背。我们还得把从棉衣中抽出的棉花带回去上缴,因为根据供给制度规定,只有这样才能领到换季新装。

张汝光在万分悲愤的同时,意识到如果这则新闻被四野领导看到,必然误以为购药小组已遭不测,但马上跑到邮局发电报给卫生部领导报平安。

第二批遣送任务完成后,我奉命住宜昌当遣俘联络员,负责租船、接送后续战俘。我住在二野七兵站,与兵站同志同吃同住同学习,依靠兵站协助完成任务,我真正感到解放军这个革命大家庭,不分五湖四海,官兵平等,亲如一家,特别是张学敏站长对我十分友好、亲切。这个河南老八路,身经百战,常给我讲淮海战役、挺进大别山战斗的故事,使我十分钦佩。他的朴实,和蔼的风度,他那坚贞不屈、英勇无畏、永远忠于党的品质,感人至深。

之前获知这条新闻已经开始准备料理后事的四野卫生部部长孙仪之,看到张汝光发来的电报后,转悲为喜,长长地舒了口气,露出宽慰的笑容。卫生部机关干部奔走相告,惊喜万分。7月31日上午,上海市陈市长看完四野首长交张汝光带来的介绍信,并询问了购药小组携重金一路历险的经过后,当即表示:购药小组此行历尽波折,机智勇敢,上海方面一定全力给予支援。

7月,我们圆满地完成遣俘任务。回到营地后,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这是我走上革命征途后,政治思想上的一次大飞跃,由此开始了我在党旗下奋斗的一生。成都解放后十几万国民党战俘的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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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陈市长指示购药小组尽快把那5000两黄金送到银行兑换成钱币,同时亲自致电市卫生局,指示他们为购药小组提供协助,务必尽快办妥。

上海市卫生局连夜召开专门会议布置任务,相关人员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相关问题。有些药品门市没有货,就安排专人去取库存;有些药品连医药公司也提供不了,就去寻求私营厂商的帮助……相关人员前前后后跑了十多个仓库,联系了十多家供货商,终于把购药小组所需的药品保质保量调拨到位。

购药小组争分夺秒,把这些药品全部装好箱、打好包,经由水陆两路源源不断地发往汉口。8月13日,小组成员全部顺利返回汉口,将药品送交有关部门。

这也意味着,购药小组从7月28日出发,到8月13日回到汉口,来回共计将近4000华里,只用了半个月就完成了无比艰巨的购药任务。

经统一安排,数百箱应急药品迅速下发到四野各部队,伤病员使用后效果立竿见影,很快控制了各类疫病的发展。再加上各方面的协同配合,四野大军的整体健康状况迅速扭转,没过多久就开赴南方,投入解放全中国的新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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